天一阁室内一景,藏书数量之大

 实用文摘     |      2020-04-15 21:19

今年是国家图书馆建成110周年,如今,图书馆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图书馆是近现代的产物,它是收藏图书,并供人借阅的机构。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但是藏书机构却早已有之。

图片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天一阁正门 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藏书,乃对中华古代书籍管理之专称,亦可指所藏书籍。而乃藏书之所,则泛称“藏书楼”。其为中国古代官方机构、宗教寺院、民间团体和私家收藏图书文献的建筑物之统称,同时也是图书主人和学者、书生研读、辑录、考订、校雠图书之处所。中国藏书楼的规模、历史与功绩,在世界文明史上,堪称独一无二。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历史上相继出现过藏书楼数千座,其中有一定影响者,达1000余座。藏书楼是中华学子的精神家园,它们哺育一代代读书人,传播着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同时承担着收藏、保护古代典籍的重任。在古文献的研究、校勘、刊布发行等方面,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广义而言,它是现代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前身,作为文明载体、传统结晶,曾在中华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严格说来,“楼”应是构架为二层或二层以上之建筑,藏书楼中,符合其制者为数不少,然又多不以“楼”名之。“藏书楼”之名,实为泛指。无论是早期用于藏书之山洞、石室、仓房、地窖,还是后来之厅室、平房、经堂、书院,只要是藏书之所,皆可以“藏书楼”名之。除以楼命名者外,斋、阁、堂、室、居、轩、馆、亭、房、洞等,亦所在多有;且有一楼而数名者。 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藏书之史源远流长。先秦时期,官方藏书便已初具规模,有商王室藏书、周王室藏书、诸侯藏书等,商代藏书最有力的实证,是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甲骨。甲骨文献乃当今能够看到的中国最早的典籍史料。其集中安放之地,堪称中国藏书楼之雏形。 时至周代,“图书”种类大增。除甲骨文献外,竹木简册、玉版和早期的丝绸类帛书等开始现身,并收藏于“图室”之中。春秋时期,诸侯各自藏书,鲁国收藏周室图书典籍甚丰,“周礼尽在鲁矣”。而作为藏书事业的一个新类型,私人藏书亦初见端倪,并很快形成规模。 汉代,藏书事业得到极大发展。汉高祖时,萧何督造“石渠阁”,以储入关所得秦朝存书;造“麒麟阁”,以贮存贤臣画像;造“天禄阁”,以庋藏其他典籍。此三处为朝廷主要藏书处,由此奠定了汉朝的藏书基础。朝廷积极访书征书,频开献书之路;造纸术的发明,又使书籍数量大增,因此藏书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要务。两汉400余年间,是“建藏书之策”的关键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息,烽烟四起,官府藏书屡遭毁损,但各朝统治者都热心搜集图书,梁武帝还特辟“文德殿”和“华林园”典藏书籍。到其晚年,藏书已越7万卷。而这一时期的私家藏书,无论是藏书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很大提高,万卷以上的藏书家已不鲜见,最多的达3万卷。因书籍数量巨大,藏书家开始建造专门的藏书楼,如北魏平恒“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 隋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使用,为印书和藏书事业兴旺提供了技术保障。民间藏书家的人数大幅增长,到唐代,万卷以上的藏书家超过以往历代之和。到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楼的营建更为普遍,如北有契丹王子耶律倍的“望海堂”,南有吴越暨齐物的“垂象楼”等。随着佛教和道教的传播和兴盛,宗教经籍数量扩大,佛道寺观藏书数量亦大增。 宋代,朝廷最主要的藏书楼是“三馆”,即集贤院、史馆和昭文馆,“三馆”藏书达8万卷。两宋的私人藏书在中国藏书史上也有过辉煌的一页,藏书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藏书数量之大,均超过宋以前历代总和。私人藏书广建楼阁、编制书目、启用藏印、备置复本、加强庋藏珍护,向有序化、规范化的方向大步迈进。宋代私人讲学之风大行,书院林立,书院藏书的规模与地位,亦不可低估。 明王朝统治近300年,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明世祖秉政时期,征集天下藏书,编辑《永乐大典》,促进了藏书事业的发展。官府、私人、寺庙和书院藏书的规模大大超过前代,特别是民间藏家群体空前壮大,藏书楼如雨后春笋。迄今所存明代藏书楼虽数量不多,然极具代表性。宁波范氏天一阁便是最好的例证。 天一阁是浙江鄞县所创。他在明朝嘉靖三十九年官至兵部尚书右侍郎,辞官归里后,整理宦游时搜集的各类典籍,并不断增加收藏,最后收藏典籍多达7万余卷。为储其所藏,特建天一阁。天一阁之名,取义于汉郑玄《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之说,因火是藏书楼最大祸患,而“天一生水”,可以水克火,所以取名“天一阁”。清代《四库全书》编成后,为藏《四库全书》而修建的七座藏书楼,均仿造天一阁形制而建。范钦的私人藏书历经13世,保存400余年。由于战乱动荡,解放初期天一阁只剩下1.3万卷藏书,但仍价值连城。其后天一阁获得了许多着名藏书家的毕生捐赠,现在天一阁藏书量已达到30余万卷,其中珍椠善本约有7万余卷,成为国家集中保存宁波历代私家藏书的一座宝库。 清代,为使士大夫归顺朝廷,清廷鼓吹“稽古古文”,组织大批文人为朝廷编书,大兴出版事业。乾隆时,广征天下典籍,编辑《四库全书》,分七处贮之,即所谓“四库七阁”。《四库全书》编成后,先是缮写四部,分藏内廷四阁,即文津阁、文源阁、文渊阁、文溯阁。后又续缮三份,分藏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七座藏书楼,其中六座的名字偏旁皆含水,以克火防火,唯镇江文宗阁无水。考其原由,盖因该阁建在金山之上,面临大江,不缺水也。此时期之私人藏书楼,多集中在江浙两省。清代藏书事业,已达中国古代藏书事业之巅峰。 鸦片战争以后,内忧外患,清廷岌岌可危,官私藏书楼损毁严重。这一时期传统藏书事业最重要的代表是浙江陆心源的“皕宋楼”、浙江丁氏的“八千卷楼”、山东杨氏父子的“海源阁”、江苏瞿氏的“铁琴铜剑楼”,人称“清末四大藏书楼”,四楼主人被称为“清末四大藏书家”。古代藏书楼不仅收集、保存了丰富的文献典籍,同时也整理传播了博大精深之中华文化。然受时代与理念限制,利用率一直低迷。一个“藏”字,即可体现其特质,主人爱书如命,深藏不露,甚至子孙,亦不允轻易寓目。与公共图书馆服务于社会之功能相距甚远 时至清末,国门大开。理念亦在发生巨大变化。随着时代发展,上述藏书楼后来纷纷转制为图书馆,成为藏书事业实现腾飞之基,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泽及后人,功不可没。

藏书小史

中国七大藏书楼: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文渊阁位于北京故宫太和殿东南,东华门西北,文华殿之后,清代乾隆四十年建。文渊阁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它是中国古代汉族宫殿建筑之精华,坐北面南,阁制仿自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皇帝下诏征书,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九年,下诏兴建藏书楼。乾隆四十一年,文华殿

本文选摘自《中国历史研究手册》(译者:侯旭东 / 孙迪 / 赵冬梅 / 成一农 / 雷闻 / 李丹捷 / 方诚峰 / 邬文玲 / 梁心,北京大学出版社)。

据文献记载,周代的藏书机构叫“藏室”,而据《史记》记载,古代思想家老子就担任过周代的“守藏室之史”,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馆长。

藏书小史

中国七大藏书楼: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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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诸子百家著书甚多,就更需要藏书之处。当时,各诸侯国把藏书之处称为“府”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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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渊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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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随着官家藏书逐渐增多,高祖刘邦令萧何收集秦朝官方所藏图书,建立了第一所“国家图书馆”——石渠阁。后来,又建立了天禄阁,收藏各地文献图书。武帝时,宫廷内外,都设有藏书处所。学者刘向奉皇帝之命对天禄阁的藏书进行校正整理,并写内容提要。他死后,其子刘歆在他研究的基础上编出了第一部国家藏书目录《七略》。

天一阁正门

位于北京故宫太和殿东南,东华门西北,文华殿之后,清代乾隆四十年建。文渊阁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中国古代的藏书规模

到东汉时,朝廷设有最大的“图书馆”——兰台,它设校书郎负责管理。著名史学家班固曾任“兰台史令”, 写出历史名著《汉书》。班固还根据国家藏书,编成华夏第一部“书志学”——《 汉书艺文志》,后人誉之为“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读天下书”, 说明这部书对学习研究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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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中国古代汉族宫殿建筑之精华,坐北面南,阁制仿自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皇帝下诏征书,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九年,下诏兴建藏书楼。乾隆四十一年,文华殿后之皇宫藏书楼建成,乾隆皇帝赐名文渊阁,用于专贮第一部精抄本《四库全书》。

回顾中国图书馆的历史,引人注目的是,与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相比,中国藏书机构的收藏量竟如此之小。较之同时期亚述帝国的尼尼微和其他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抄写中心的图书馆来说,公元前7世纪的中国没有具有学术性的藏书机构。

魏晋时代,社会动乱,但图书搜集、整理仍有推进。魏秘书郎郑默曾对皇家藏书进行了校定、整理,编出了《中经》(国家藏书目录),开创了图书分类上的“四分法”。晋元帝时,著作郎李充造《四部目录》,确立了经、史、子、集四分法体系,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

天一阁室内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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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皇帝图拉真的图书馆(建于公元112年至113年)向公众开放,藏书大约2万卷,这一数字表明其应当比汉代皇家藏书机构(677种,13269卷)收藏了多得多的资料。此外,汉朝的皇家藏书没有向公众开放。公元3世纪位于亚历山大的图书馆据说藏书49万卷。毫无疑问数字有夸大,且无疑其中还有很多复本。尽管如此,这个图书馆看起来已经比中国古代最大的图书馆要大得多。

隋文帝时期,秘书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牛弘,还派人到民间搜集书籍。每卷赏绢一匹,校写完毕,原书归还主人,牛弘先后搜集了三万余卷书籍。隋代还在东都建立观文殿,下诏访求书籍,积累了丰富的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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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源阁

中国古代藏书机构规模较小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莎草纸与竹简相比是一种更为轻便、易于书写的材料。但是一旦中国开始使用纸张,书籍的生产变得更为容易,由此中国藏书机构的规模即使没有超越,但也可以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藏书机构相媲美。

唐代,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图书进入了大发展时期,藏书机构不断扩大,书籍也更加丰富。唐代时,拥有丰富藏书的藏书机构有弘文馆、崇文馆。崇文馆是当时最著名的藏书机构,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曾任该馆学士。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封面

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遗址中,有一处早已湮没于荒草之中的古迹——文源阁旧址,这里曾是清朝乾隆年间庋藏名闻世界的大丛书《四库全书》的“四库七阁”之一。

从公元4世纪至大约1500年,中国最大藏书机构的藏书量是欧洲最大图书馆的三或四倍。公元721年,唐朝皇帝的藏书大约有5000至6000种。宋朝的皇家藏书量在12世纪初的鼎盛时期达到了4000至5000种。这些确实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但中国皇家收藏只是例外,并且它们的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唐宋时期,只有极少的藏书楼藏书达1000或者2000种(欧洲大教堂藏书室中最大的在手稿收藏量上也无法与之相比)。

宋代出现了活字印刷,图书出版数量不断增加,并出现了多种大型书(如《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北宋初年,最大的藏书机构是史馆、昭文馆、集贤馆三馆,宋太祖时藏书4万多卷,随着收藏图书的增多,宋太宗时期,修建了新的三馆,并赐名“崇文院”,当时藏书量达8万多卷。后在崇文院里建了密阁,收藏历代名家书画墨迹。

藏书,乃对中华古代书籍管理之专称,亦可指所藏书籍。而乃藏书之所,则泛称“藏书楼”。其为中国古代官方机构、宗教寺院、民间团体和私家收藏图书文献的建筑物之统称,同时也是图书主人和学者、书生研读、辑录、考订、校雠图书之处所。中国藏书楼的规模、历史与功绩,在世界文明史上,堪称独一无二。

文源阁位于水木明瑟北面,原称四达亭,乾隆南巡浙江后,仿照宁波的明代藏书楼天一阁改建,专门贮藏《四库全书》。

大多数唐宋时期的藏书楼(和欧洲的修道院图书馆一样)仅有几百种藏书。中国书院的藏书(和欧洲1500年前的早期大学的藏书)数量同样不超过几百种。9到12世纪初之间,开罗、巴格达和科尔多瓦的阿拉伯图书馆比中国最大的藏书机构还要大,更远大于欧洲的图书馆。约始于1500年,中国的藏书机构开始被南欧的图书馆赶上。如,到1523年,威尼斯收藏家多蒙尼克·哥瑞玛尼(Domenico Grimani)拥有1.5万册藏书,比天一阁创办者范钦1568年去世时的藏书量要多许多。

明清时期,紫禁城里的文渊阁、皇史宬等处收藏文献古籍。清代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编成后,还在全国各地修建了收藏《四库全书》的馆阁,它们和紫禁城的文渊阁合称“七阁”(文渊、文津、文源、文溯、文宗、文汇、文澜)。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历史上相继出现过藏书楼数千座,其中有一定影响者,达1000余座。藏书楼是中华学子的精神家园,它们哺育一代代读书人,传播着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同时承担着收藏、保护古代典籍的重任。在古文献的研究、校勘、刊布发行等方面,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广义而言,它是现代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前身,作为文明载体、传统结晶,曾在中华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文源阁又叫藏书楼,仿宁波天一阁建成。

1600年之后,中国的藏书楼完全被北欧的图书馆所超越(例如,德国的沃尔分比特尔[Wolfenbutel]的奧古斯特公爵图书馆[Bibliotheca Augusta]藏书在1649年达6万册,到1666年达12万册)。截止到18世纪20年代,巴黎的国王图书馆(Bibliotheque du Roi)拥有8万部图书,剑桥大学有4万部。这一时期,大英博物馆的印本藏书达到了5万册,大致是乾隆皇帝《四库全书》的15倍(7个手稿副本,3471种)。1700年之后,甚至北美地区的图书馆在规模上也开始超过中国。到这一世纪末,那里最大的私人图书馆,也就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的图书馆,藏书量达到了4889种,6487册(基本上是《四库全书》的两倍)。19世纪,随着欧洲和美洲藏书量多达100万册的大型国家图书馆,以及个别如阿克顿勋爵(LordActon)将近7万册私人收藏的出现,藏书量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从宋代开始,民间刻书事业发展起来,私人藏书比以前更多了。明代从事刻书的著名人物之一毛晋,其私人藏书多达8万多册,所藏建筑叫汲古阁,大部分是宋元刻本。

严格说来,“楼”应是构架为二层或二层以上之建筑,藏书楼中,符合其制者为数不少,然又多不以“楼”名之。“藏书楼”之名,实为泛指。无论是早期用于藏书之山洞、石室、仓房、地窖,还是后来之厅室、平房、经堂、书院,只要是藏书之所,皆可以“藏书楼”名之。除以楼命名者外,斋、阁、堂、室、居、轩、馆、亭、房、洞等,亦所在多有;且有一楼而数名者。

文津阁

知识窗 藏书量统计的不可靠性

明代范钦的藏书楼——天一阁是现存最老的私人藏书机构,建于嘉靖末年,在宁波月湖之西。原有藏书7万多卷,其中包括明代地方志和登科录等,现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珍藏《四库全书》的几座馆阁,都是以天一阁为模板修建的。

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藏书之史源远流长。先秦时期,官方藏书便已初具规模,有商王室藏书、周王室藏书、诸侯藏书等,商代藏书最有力的实证,是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甲骨。甲骨文献乃当今能够看到的中国最早的典籍史料。其集中安放之地,堪称中国藏书楼之雏形。

位于避暑山庄平原区西北部山脚下,建于乾隆三十九年,藏书于1915年运至北京,现归国家图书馆收藏。

《新唐书·艺文志》记录长安嘉则殿(Hall of fine standards)中保存的隋炀帝藏书达 37 万卷,并补充说去除重本,为 8 万卷(《 新唐书》57:1422)。 同时期的文献中提到“37 万卷”这一数字的仅有杜宝的《大业杂记》(Miscellaneous notes of the Daye era)“609 年”条。 无论是《 隋书·经籍志》还是《 旧唐书·经籍志》均无载,但是宋代之后,其被不加怀疑地引用作为皇室藏书的最高峰。 看到这一数字的第一反应就是,37 万卷基本上不可能是印刷术还没发明时的藏书量,因为即使是印刷术发明之后一千年,乾隆帝聚书亦不及其半(精确的数字是172621卷)。

“图书馆”一词直到清朝末年才正式使用(古代常称阁、殿、院等,个别称馆,但并不叫图书馆),维新变法运动之后,许多学堂、报馆、书局纷纷设立藏书室,传播新思想。1904年,浙江进步人士徐树兰仿效西方图书馆的章程,开办了向社会开放的古越藏书楼,开创公办图书馆之先河。同年,第一所公共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诞生,它正式使用了“图书馆” 的名字。1910年,清朝政府颁布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并正式宣布成立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它于1912年正式开放。之后,各省纷纷建立了公共图书馆,其名称也都统一叫“图书馆” 了。

时至周代,“图书”种类大增。除甲骨文献外,竹木简册、玉版和早期的丝绸类帛书等开始现身,并收藏于“图室”之中。春秋时期,诸侯各自藏书,鲁国收藏周室图书典籍甚丰,“周礼尽在鲁矣”。而作为藏书事业的一个新类型,私人藏书亦初见端倪,并很快形成规模。

1954年重建。营造法式仿照明代建筑的浙江“天一阁”。外观为两层,实际是三层,阁中辟一暗层,这样阳光不能直射到藏书库。室内油漆彩画也很考究,深绿色的柱子,蓝色封套卷册,白色的书端,都以冷色为主,给人以宁静的气氛。

另外一例,公元 5 世纪中叶帝国藏书规模的数字很可能是个明显的抄写错误:《七录》中引用了谢灵运编纂的帝国藏书目录《秘阁四部目录》的数字14582 卷。 据《隋书·经籍志》序,是64582卷。 据《旧唐书·经籍志》,是4582 卷(《旧唐书》:2081)。

汉代,藏书事业得到极大发展。汉高祖时,萧何督造“石渠阁”,以储入关所得秦朝存书;造“麒麟阁”,以贮存贤臣画像;造“天禄阁”,以庋藏其他典籍。此三处为朝廷主要藏书处,由此奠定了汉朝的藏书基础。朝廷积极访书征书,频开献书之路;造纸术的发明,又使书籍数量大增,因此藏书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要务。两汉400余年间,是“建藏书之策”的关键时期。

文溯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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