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报告大会筹备经过澳门新葡新京网站,中央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

 阅读网站     |      2020-05-02 13:38

原标题:社会主义文学教育的试验与试错——记草创阶段的中央文学研究所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1949年7月23日,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1953年改称中国作家协会。1950年12月27日,中央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文学研究所)成立,1953年11月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以下简称文学讲习所),1957年10月停办。1980年1月,经中宣部批准,文学讲习所恢复。1984年10月,经中宣部批准,中国作家协会成立鲁迅文学院。以往的研究多从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关系、文学研究所与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关系、文学体制与作家的关系、人物访谈与回忆文章、作品和作家研究以及重大事件研究等角度展开,近来的研究则注意利用文学研究所后身鲁迅文学院的院史档案,并取得了新进展。本文借助历史文献资料,顾及文学研究所成立背景,拟从机构衍变的角度作一较为系统的梳理。

澳门新葡新京网站 1

澳门新葡新京网站 2

本报讯 经过层层选拔,省交通作协副主席刘峰、宁颖芳于4月14日至24日,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与陕西省作家协会在西安举办的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年作家研修班学习,并已结业。

鲁迅文学院从哪里来?

酝酿筹办

导读:

丁玲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组织活动较早,上世纪30年代,丁玲即参与左翼文学活动的组织和出版工作,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出任“左联”的党团书记。延安时期的主要工作也围绕根据地的文学组织和文学出版,先后出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组建西北战地服务团,担任边区文协副主任,主编《文艺月报》和《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等。

鲁迅文学院创办于1950年10月,原称中央文学研究所,1953年改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1984年改名至今。该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专业培养机构,王安忆、张抗抗、高洪波、莫言、毕淑敏、余华、刘震云、周大新、迟子建、陆天明等目前活跃在文坛的绝大多数优秀作家,都有在鲁院深造的经历。因此,鲁院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黄埔军校”,是各地作家向往的地方。本届鲁院陕西中青年作家研修班是为了满足陕西中青年作家热切希望进鲁院学习的愿望,加强陕西作家培养的一次有益尝试。参加培训的50名学员,都是通过自下而上严格选拔、具有较好创作成绩的中青年作者,对于推进文学陕军新梯队建设有着重要的战略性意义。

口述史、文学史以及鲁迅文学院相关文件都会提到,作为鲁院前身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是效仿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而建,并明确丁玲作为倡导者、创立者的身份。因罕有史料面世,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大多筑基在所涉人物的口述访谈或回忆文章上。丁玲和所内老教师、老学员的回忆层层叠叠压在过往历史的残骸之上,人们在不同境遇下的追忆叙述随时事变迁而游移,“攻讦”他人或自我“抗辩”时势必浓墨重彩、侧重取舍,反过来做“翻案文章”偶有言辞闪烁也在所难免。尘埃落定后,以纪念为名的回忆亦不自觉地温情修饰,往事如烟。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宣告和平解放。随着北平的解放,大批华北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北平,许多长期在国统区艰苦奋斗的文学艺术家也陆续来到北平,再加上原来在北平坚持文艺工作的同志,这就形成了中国新文艺大军第一批的大会合。3月22日,在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协联合举办的“招待在平文艺界茶会”上,郭沫若提议:发起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界的组织。全体与会人员表示赞成,随即成立了筹备委员会,负责进行召开全国文代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5月4日,《文艺报》发刊,作为大会筹备刊物,共出13期,后于9月25日正式创刊。筹备期间,在《文艺报》主办的“新文协的任务、组织、纲领及其他”研讨会上,茅盾谈到,苏联作家协会有文艺研究院,凡青年作家有较好成绩,可以到院深造,培养青年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作为一个官方性质的培训培养作家的机构,鲁迅文学院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它特殊的地位。很多名家大家都曾在这里学习、进修,它更是很多年轻作家心目中的神圣的文学殿堂。长期在鲁迅文学院负责教学工作的前副院长王彬研究员、还有2005年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理论评论家高级研讨班的我的两位同学常智奇、牛学智,以亲历者的身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制度史留下了珍贵的意见和材料。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时,丁玲提前一个月才从苏联经东北到北京。全国文协成立后,丁玲担任副主席,承担主要工作,并主编其机关刊物《文艺报》。1950年12月,创办了中央文学研究所,以国家的力量,培养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生力量。由于1955年和1957年相继被打成丁陈“反党小集团”和“右派”,1958年6月,下放至北大荒,历时近12年,1979年初回到北京,在1979年11月召开的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再一次当选为中国作协理事,并在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1985年1月创办中国作协领导下的大型文学刊物《中国》,直至1986年3月去世。

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薛保勤,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鲁院院长钱小芊,鲁院常务副院长成曾樾、副院长李一鸣,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陕西省作协领导蒋惠莉、贾平凹、齐雅丽、阎安等出席开班和结业仪式。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白烨、叶舒宪,中央党校文史部主任周熙明,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胡平,鲁院原常务副院长白描,著名作家贾平凹、刘庆邦、高建群,编辑家宁小龄、陈东捷、郭艳、徐则臣等10余名老师为中青年作家授课。( 来源: 中国公路网 作者:丁晨 )

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学界的关注集中在丁玲的个人遭际及其与文学体制之间的关系上。丁玲曾是共产党内最耀眼的作家“明星”,她是延安“内”“外”文艺相遇后的一种命运象征,自延安至北京,颠沛流离至北大荒,罹牢狱之灾,新时期后方才再度“归来”,这种命运包含着新中国对“五四”以来各种新文艺传统的改造或批判、继承及容纳,使新中国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对于文艺界领导者的取舍倾向显影而出——谁才能代表、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1950年代到1970年代里,胡风、丁玲、陈企霞、周扬和所谓“周扬派”先后陨落于文艺界的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是左翼文学家,是党内重要的文艺干部,每个人的陨落都代表着新的革命进程对他们提倡、代表的文艺方向的否定,一系列“运动”表现为一次又一次“试错”而后重新求索答案的过程。人事因素确与1950年代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命运息息相关,丁玲的个性及文艺观,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与对新政权文学体制的设计,她对延安时期文艺政策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解,她对苏联文艺及其文学体制的崇尚,以及她的工作方法,蚀刻在她筹备、建立、管理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四年时间里。丁玲与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命运互为表里。

1949年6月,丁玲从东北到北平参加文代会筹备工作,毛泽东在香山会见她,丁玲希望有机会做点帮助青年作家的工作,毛泽东让丁玲着手去做。据丁玲的秘书陈淼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刘少奇到苏联见斯大林,斯大林问起中国有无培养诗人的学校,刘少奇说没有,斯大林说诗人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占重要的位置。丁玲到北平后,刘少奇找丁玲谈话,说我们应该有一所培养自己的作家的学校。早在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建立了全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9月下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明德里创办了青年学校(即外国语学社),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所在地,刘少奇在那里学习。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创办平民女校,分高级班和低级班。高级班教员为:陈独秀教社会学,高语罕教语文,邵力子教古文,陈望道教作文,沈雁冰(茅盾)、沈泽民等教英文,李达教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海平民女校开办了8个多月,招收了30多名学员,包括丁玲和王剑虹(后为瞿秋白夫人)、钱希均(后为毛泽民夫人)、王一知(后为张太雷夫人)等。那个时期丁玲就接触了刘少奇。

——刘川鄂

丁玲在文讲所教室前与部分同学合影。前中穿大衣者为丁玲

1936年从国统区来到保安的丁玲,以极大热情拥抱革命、改造自我。但在1950年代丁玲被“打倒”的过程中,虽其志不改,犹自招罪愆。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为丁玲开列的罪失中,“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一条的主要依据,就是批判丁玲、陈企霞把《文艺报》、中央文学研究所“看作他们个人的资本和地盘”[1]。“制造个人崇拜,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一条,是指丁玲在《文艺报》和中央文学研究所“狂妄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2]。文研所的学员也屡遭训问,是否“只知丁玲,不知有党”?丁玲的自我辨正、新时期以后的丁玲研究,则一力证明她在文研所工作时期清白无辜,她从未提倡骄傲、一本书主义,更无向党闹独立的意思,她是一位对党忠诚的党员作家。中央文学研究所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1949年7月2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正式开幕,出席代表753人,会议期间增加至824人。郭沫若致开幕词,茅盾报告大会筹备经过。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董必武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华北局、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以下简称中宣部)等先后向大会致贺和讲话。7月6日,周恩来作《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在报告将要结束时,毛泽东莅临会场并讲话。会议期间,周恩来邀集部分青年作家谈话,青年作家提出参加学习的要求,周恩来当即答应考虑他们的要求。

2012年十月,受《人民文学》之约,我去浙江的丽水采风。正要离开刘基祠堂时,手机突然响起来。我打开手机,对方说,我是斯洛伐克记者,您听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吗?我说,听说了。记者又说,莫言曾经在鲁迅文学院读书,您是鲁迅文学院的院长,莫言获得诺奖,您怎么看。我说,我做过副院长,负责教学与研究,莫言获得诺奖,我当然很高兴。记者说,您现在方便吗?如果方便,我想问您二十个问题。

1949年后,丁玲后半生的命运,都与中国作协相伴而生。从丁玲的角度考察,无论是50年代初期创办中央文学讲习所,培养文学的新生力量,还是鼓励和具体指导作家“深入生活”,抑或主编和创办中国作协主管的《文艺报》和《中国》文学期刊,力图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别开生面,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如何在中国作协的领导下,做一位合格和优秀的专业作家。令人瞩目的是,在参与文学组织和刊物出版的同时,丁玲总是伴随着程度不同的创作高峰的出现,无论是“左联”时期围绕着《水》等作品的创作,还是延安时期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还是在1949年之后,围绕《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续集《在严寒的日子里》及一系列理论文章和散文的创作,似乎都与某种程度的创作力的爆发、创作方向的调整紧密相关。

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后身鲁迅文学院的院史档案(以下简称院存档案)中,保留了自1949年筹备、创办以来的部分教务资料。鲁迅文学院建院周年纪念活动曾展出部分文献,被研究者视为史料依据,然而,大多历史材料仍静默无言地躺在壁橱中。笔者试图将六十多年前的公文、教务资料、课堂记录、作家笔记,与现有的文学史及文学体制研究、作家口述史、人物传记互相印证,努力拼贴出历史的“原貌”。作为今天鲁迅文学院的一员,钩沉史海的过程中,笔者不免携带了现时的切身之感和以史鉴今的问题意识。鲁迅文学院哪些是沿袭历史传统的?文学体制的建立是组织行为,它势必有着超越个人因素的复杂过程及内涵,体制建立后,又有其稳固的内生性和延续性。丁玲被“打倒”,文学讲习所停办,是否意味着“肃清”了丁玲及草创阶段文研所的影响?

会议期间,丁玲第一个作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专题发言。她提出,要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要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批判地学习西洋文学,尤其是学习苏联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这些正是以后文学研究所的教学内容。她还提出,要有组织有领导发动创作,“过去对创作的领导是不够的,我们有很多有才能的写作者,但大半都很年青,从各方面来讲,修养是不够的,他们埋头在下面,在生活上、写作上都尽了很大的力,他们有一些较好的作品,但他们还要求提高,他们必须要有人帮助。帮助他们如何整理材料,如何组织更好,要求帮助他们加强作品中的政策性,给作品灌入以正确而坚强的思想,如何总结他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这样才会使大家有信心来坚持这一个艰巨的工作,也的确才会逐渐使作品不只在量上而且也是在质上满足群众对文艺的要求。我以为这还必须有这种组织机构和专门的负责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3月版)

第一个问题,是政治问题。记者说,莫言是中共党员,又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还曾经在解放军中任职,是这样吗?我说是。因此,记者又说,这次瑞典政府给莫言诺奖,有人认为是瑞典政府要和中国政府拉关系,具有浓厚的政治背景。您怎么看?我说,如果莫言不是中共党员,不是作家协会副主席,也没有在军中任职的经历,而得到了诺奖,您怎么看?记者说,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又说,莫言获得的是文学奖吗?记者说,是。我说,莫言的作品达到标准了吗?他说,当然达到了。我说,既然莫言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而他的作品又达到了文学奖的标准,问题不是很清楚吗?为什么一定要拉扯那么多政治问题呢?记者苦笑道,您说得对。但是您不知道,反对莫言获奖最激烈的人士,正是贵国在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甚至到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前面进行裸体抗议。他说的这个情况,倒是出乎我意料,莫言获得诺奖,打破了中国在这个奖项的空白,而这个奖无论如何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世界级大奖,今天被中国文学界突破,怎么想都是让人振奋并且高兴的事情,为什么要反对呢!

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丁玲还在犹豫是回到东北进行专业创作,还是完全投入新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组织工作。最后听从周扬等的劝告,服从组织安排,留在北京参加全国文协的组织工作,担任新成立的全国文协副主席。在上世纪50年代初文协/作协的早期工作中,创办和主持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是丁玲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一项工作。中央文学研究所于1949年开始筹备,1950年12月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以培养作家为任务的专业学府,是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工作计划,全国文联四届扩大常委会的决议创办的,经政务院第61次政务会通过后,丁玲被任命为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张天翼为副主任,当时主要由丁玲直接领导的文协创作组成员,如田间、康濯、马烽等,都参与了文研所的筹备,并先后担任了行政职务。文研所的创建受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影响,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共产党自己的作家”,尤其是工农出身的作家。这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作家队伍的构成状况有关。第一届文代会代表主要是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两类作家。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又分成左翼作家和自由派作家两类,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也分成两类,一类是到解放区前就已成名的作家,一类是在解放区或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无论是来自国统区,还是来自解放区,作家们都存在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和加强文化学习的问题,只不过不同类型的作家学习和改造的重点各有侧重。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创办,主要是针对解放区成长起来的新作家,因为这些新成长起来的作家,虽然革命斗争经验和生活经验比较丰富,但文化素养和文学上的训练比较缺乏,“他们需要加强修养,需要进行政治上的、文艺上的比较有系统的学习。同时领导上可以有计划地、有组织地领导集体写作各种斗争、奋斗史。”

01 历史深处的回音:何以创办文学院?

丁玲提出的“有组织有领导发动创作”,即是对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党和政府有计划的领导下培养文学人才”精神的直接继承,而“必须有这种组织机构和专门的负责人”,则是对延安鲁艺文学系和联大文学系等具体实践的直接传承。

莫言曾经就读的鲁迅文学院,前身是中央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前一年,1949年10月24日,全国文协创作部草拟了《创办文学院建议书》,列举成立文学院的众多理由,大意是说,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除延安鲁艺文学系及联大文学系用马列主义观点培养文学干部以外,一般的文学工作者大多是单枪匹马、摸石头过河。“这是过去他们不得已的事情,这是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个人学习方法。”“至于过去各大学的文学系,也由于教育观点方法的限制及错误,从来很少培养出多少真正的文学人才”,而进入新社会,“我们接手以后,教育观点方法虽然要改,但也不一定能适合培养各种不同条件的文学工作者,不一定适合培养作家,所以也有创办文学院之必要”。这从新时代与旧社会培养文学人才,两方面都有局限的角度,阐述了创办文学院的理由。

文研所从1950年12月创办,到1957年11月停办,共招了四期学员。有的来自各地方、部队宣传部门或文联的推荐,有的由知名作家推荐,有的是自己慕名寻来。他们之中,有革命经历和创作经验、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占大多数,其中有些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工人、农民,文研所为这些经历丰富、有创作前途的创作者提供了学习和培训的机会。文研所也招了一些大学毕业生,以培养文学编辑、教学和理论研究者,而且,随着文研所的工作走上正轨,招生、教学和其他各项工作都趋向正规。在丁玲的设想中,文研所不仅是一个文学教学和培训的学校,而且还是一个文学创作和批评、研究的基地。从文研所第一、二期的课程设置和辅导内容看,文研所几乎动员了当时能动用的知名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内容涉及文学史、文学理论、现代文学等,每四五个学员还配备了一位创作辅导老师,由知名作家担任。

为何要创办一所培养作家的文学院?

1949年7月19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举行闭幕式,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国文联)正式成立。7月20日下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筹委会在北京饭店召开第二次会议,茅盾主持会议,丁玲报告筹备情况。7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全国文协)在中法大学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代表208人。7月24日,大会通过章程,选举91位文学界著名人士组成全国委员会,选举茅盾任主席,丁玲、柯仲平任副主席。

然而,成立一个新的办学机构并不那么容易。次年春天,1950年3月9日,陈企霞负责起草了《国立文学研究院筹办计划草案》,参与者还有刘白羽、周立波、雷加、艾青、曹禺、赵树理、宋之的、何其芳、柯仲平与陈森、碧野、杨朔等人。两天以后,陈企霞在给周扬的信中说:“我们起草了一个文学研究院计划,先请你看一看。”4月24日,全国文联向中央政府文化部提出报告,说明创办文学研究院的理由与设想,建议筹备工作由丁玲、沙可夫、黄药眠、杨晦、田间、陈企霞、康濯等人实施,丁玲为负责人。6月3日,全国文联收到文化部办公厅批复,驳回“文学研究院”,批准“文学研究所”。7月20日,在全国文联会议室召开了文学研究所第一次筹备会议,通过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办计划草案》。12月28日,文化部颁发丁玲、张天翼任命通知书与中央文学研究所关防。12天以后,1951年1月9日,文化部根据政务院第61次政务院会议,任命丁玲为主任,张天翼为副主任。由是,中央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

在参加文研所/文讲所四期培训的近300名学员中,有三分之一毕业生参加了中国作协、文联和各地方作协、文联的领导工作,还有约三分之一毕业生担任了各级刊物、出版机构的编辑出版工作,剩下的部分毕业生成为专业创作人员、文学教师和研究人员,或者仍然参加具体的实际工作,如记者、工人等,为共和国的文学和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事关中央文学研究所,各类研究与回忆大多率先回应这一问题。徐光耀的回忆是回应此问的主要引证来源。《昨夜西风凋碧树》中提到,1956年12月12日收到中国作协党组来信,向他调查一系列问题,包括“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类似说法是否在学员中流传。徐光耀向组织“交代”了他听来的文研所创立缘由:“有过这样一个事实,1960年9月30日[3]我出游天津,来北京遇到陈淼同志,他告诉我文研所创办缘由,大意说:解放不久,毛主席找了丁玲去谈话,问她是否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继续当一个作家?丁回答说‘愿意为培养新的文艺青年尽些力量’。毛主席听了连说‘很好,很好’,很鼓励了她一番,所以丁玲对这次文研所的创办是有很大的决心和热情的。二、文研所的创办,与苏联友人的重视也有关系,苏联的一位青年作家(可能即龚察尔,记不大清了),一到北京便找文学学校,听说没有表示很失望。三、少奇同志去苏联,斯大林曾问过他,中国有没有培养诗人的学校。以上两项也对文研所的创办起了促进作用。”[4]这番“交代”重在强调文研所创办的外界因素,特别是丁玲受命于高层领导人的背景。徐光耀敏锐的政治直觉,加上他并不认可文研所是丁玲“独立王国”的立场,他的话包含了为丁玲撇清以个人意志独立行动的意思。毛宪文又有所补充:“据一期一班学员胡昭回忆说,丁玲在一次谈话中说,建国后有一次她跟少奇同志谈话,少奇同志说我们应该有一所培养自己作家的学校。她深表赞佩。少奇同志说,那你就张罗起来吧。”[5]此外,马烽《京华七载》的回忆也常常被引用:“文协为什么不可以办个文学院呢?我把我的想法和田间、康濯同志谈了,他们也有同感。后来我们又向主持文协工作的丁玲同志讲了。她说她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她经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大都是战争时期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青年作者都要求能有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这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她已经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来了,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但仅靠文协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她打算向中宣部领导正式汇报,争取能够早日实现。”[6]种种说法汇至一个方向: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看齐,以及解决新中国培养文学新人的切实需求,出于这两种原因,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希望丁玲来办。

1949年7月29日,全国文协召开第一次常务会议。茅盾主持会议,丁玲提议组织部由周文、冯乃超负责,提议创作部由赵树理负责,理由是赵写农村很熟,田间留创作部工作。关于全国文协秘书处,丁玲提议吴伯萧负责,说他前在山东任校长及行政工作,后在延安任秘书长,现为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这些提议都得到通过。丁玲还临时提议,除研究作品之一切问题外,另外应顾及发掘青年作家、培养新天才作家等。这就正式提出了青年作家培养问题,留待下次会议研究。

文研所位于北京东城区鼓楼东大街263号,是一座很大的四合院,西部还有一个跨院,所谓的西跨院。2011年为了庆祝鲁迅文学院成立六十周年,我曾经多次去那里调查,西院与前院各有一株高大的乔木,西院是槐树,前院的榆树每当春季便挂满黄色的榆荚,不几天便簌簌飘落,遮住棕色的坚硬的泥土。在饥馑的日子里,榆荚可以充饥。曾经在南朝做官而后被迫滞留北朝的庾子山,在《燕歌行》中写有这样两句诗:一句是“桃花颜色好如马”,再一句是“榆荚新开巧似钱”。骏马的颜色仿佛娇艳的桃花,如果有一位少艾的女子骑在马上,该是多么美丽的图画;满树的榆荚宛如金黄的铜钱,又该是何等璀璨的情景?而当时在这里任教的作家有:丁玲、张天翼、田间、吴伯箫、公木、梁斌、蔡其矫,哪一位是当代文学史中可以或缺的?梁斌的《红旗谱》便是在那里创作的,那时他每天上班在腋下夹一个蓝包袱,里面是稿子,闲时写作,引起了同事的非议。从1951到1966年,仅以电影为例,曾在文研所学习过的作家,便创作了以下这些剧本:徐光耀《小兵张嘎》、马烽《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董晓华《董存瑞》、和谷岩《狼牙山五壮士》、白刃《兵临城下》、梁信《红色娘子军》与朱祖贻的《甲午海战》,至今依旧焕发时代的光影,而没有被岁月的尘雾蒙蔽。想到这些人,教书与读书的,他们的身影,曾经在这株大树下面欢乐或痛苦地走过,怎么想,都交织着历史与文学的韵味。

在中国作协,丁玲虽然担任主要的领导职务,但她考虑工作和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仍然是一位专业作家。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丁玲做了题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专题发言,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上,又发表了题为《到群众中去落户》的专题发言,在这前后,还发表了《知识分子下乡中的问题》、《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创作与生活》、《要为人民服务得更好——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作家需要培养对群众的感情》、《生活、思想与人物》等文章和讲话。这些文章和讲话都是从作家主体创作论的角度出发的,其中贯穿一条红线,就是怎样“深入生活”的问题。丁玲是亲历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作家,她本身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经过了“讲话”的重新塑造。可以说,如何“深入生活”的问题,是她之后思考和探索最多、最深入的问题,这也是一笔有待深入整理的当代文学的宝贵遗产。

各种言说中,都在弱化丁玲对文研所的首创之功和辛劳付出。何以有“何以创办文研所”之问?为何一再拉大旗扯虎皮呢?须知不惟中央文学研究所,新中国的文学体制本就师法苏联。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作家对苏联那所作家学校大多十分熟悉而心向往之[7]。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第十天,以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法捷耶夫为团长,西蒙诺夫、格拉西莫夫等为团员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来华参加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并与全国文协的作家代表进行座谈,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界首次经历规格如此隆重的外交活动。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和作家悉数列席欢迎,纷纷讲话、撰文,1949年第一卷第二期的《文艺报》便刊登了会谈的相关文章,其中,萧三的《略谈苏联苏维埃作家联盟近况》条分缕析地介绍了苏联文学体制的各方面情形,包括苏联作协领导人和组织架构、官办报纸杂志、出版机关、保护作者权利局、文学基金会、作家俱乐部、稿费制度,甚至作家“创作假”都逐一加以介绍,其中自不会少了对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介绍:“文学研究院——这是作家联盟办的,招收各地被发现的青年作家入院学习。从这个文学研究院出来的有不少现在很著名的作家、诗人——西蒙诺夫、阿利格兰(女诗人)、格里巴车夫(诗人,现为作家联盟党委书记)、阿热也夫……都是。”[8]其时,法捷耶夫既是苏联作协的书记,又兼任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院长,在他与中方会谈中,谈及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中苏关系友好的年代里,访苏的中国作家大多对高尔基文学研究院进行了访问[9]。新中国仿效苏联开办一所为新中国培养文学新人的学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49年10月24日,全国文协提出创办文学院。理由是:按文学艺术各部门来说,文学是一种基础艺术,目前有戏剧、音乐、美术各学院,恰恰缺少文学院;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除延安的鲁艺文学系和联大文学系培养文学干部外,一般的文学工作者都是单枪匹马;过去各大学的文学系,由于教育观点方法的限制,很少培养出真正的文学人才;各地已涌现出许多青年文学工作者,需要进行政治上文艺上的系统的学习,党和政府也可以有计划地组织他们从事集体写作。准备定名为“国立文学院”或“国立鲁迅文学院”。(鲁迅文学院院存档案《创办文学院建议书》)

1953年11月,中央文学研究所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不再隶属文化部,而由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四年以后,由于“丁陈反党集团”的缘故,文讲所被撤销,直至1980年恢复,四年以后改称鲁迅文学院。从1951到1957年,文研所与文讲所举办了四届作家班,培养了马烽、徐光耀、邓有梅等一批作家。1980年至1984年又举办了四届作家班,第五届是文讲所恢复以后举办的第一个作家班,参加学习的有王安忆、蒋子龙、古华、叶辛、张抗抗等。为了适应新时期作家需求,鲁迅文学院又同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与首都师范大学合作。1988年8月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联合举办了“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录取了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等48人。新时期以来,自2002年起,鲁迅文学院开始举办高研班,至今已有33期,柳建伟、关仁山、徐坤、麦家、孙惠芬、邱华栋、刘川鄂、葛红兵等1500余名作家、理论家与编辑家参加了高研班学习。鲁迅文学院已经成为中国作家的加油站,为当代文坛输送了不竭的动力。在这里,作家们积蓄了新能量,找到了新的生长点,获得了各种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骏马奖、儿童文学奖,那个斯洛伐克记者因为莫言得奖而对我的采访的原因就在于此。而在二十个问题中,还有这样一个问题,莫言获得诺奖,他说,据我所知,中国国内的有些作家不服气,认为自己也可以,也应该得到。我说是这样,不要说国内,与莫言在同一个班里读书的同学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比如余华,比如刘震云,他们和莫言相比,在文学创作上,就艺术水平而言,有多少差距呢?应该说都在一个水平线上。但是,诺奖的桂冠为什么会落到莫言的头上?如果说都是优秀作家,而有一个作家在叙述策略上,具有中国特色,把这个奖颁给这个作家,是不是更为妥帖?他说,是。莫言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与红高粱家族系列,潜蕴一种高密的民间叙事色彩,是这样吗?斯洛伐克的记者朗声笑起来。最后,他说,莫言获得诺奖,您作为曾经在鲁院工作过的人有什么话要说?我说,在对学员做入学教育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两句话,一句是:“入学的时候,你以鲁院为骄傲”;一句是:“离开的时候,我们以你而自豪”。对莫言获奖,我当然欣慰而且引以为傲。

丁玲的“深入生活”是以作家为主体,从作家的创作论角度出发的。在第一次文代会的专题发言中她说:“我们下去,是为了写作,但必须先有把工作做好的精神,不是单纯为写作;要以工作为重,结果也是为了写作。”如果单纯是为了写作,就会临时搜集到一些有趣的故事,见到一些人物的表面活动,这有可能写出较好的报道和一般性的文学作品,但不易“掌握政策,理解人物”,只有在斗争中去了解的人物才会更有血肉、有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创作主体的生活习惯,喜恶爱憎,“自己的生活作风、思想作风”自然也就起了变化,也就“不会写出与群众的需要相反的作品”。丁玲号召要“深入生活,较长期的生活,集中在一点”。她认为作家不只要熟悉群众的生活,而且还要熟悉他们的灵魂,“要带着充分的爱爱他们,关心他们,脑子中经常是他们在那里活动,有不可分的关系”,这样作家在创作中对群众生活才能运用自如。

筹备建立新中国的文学院,为什么选择丁玲来牵头?首先取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丁玲在文学界的地位。彼时,丁玲集诸多要职于一身,“可以称得上文学界最红的人,是极少有人可以相比的高级别领导人”[10],筹备并管理一所培养新中国文学新人的学校,丁玲具备足够的能力、威望与政治资本。

1950年2月25日,《全国文联半年来工作概况和今年工作任务》提出筹办文学研究所,“征调一定数量的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相当写作能力的文艺青年,加以训练,提高其写作水平。”3月10日,陈企霞给周扬写信,信后附有《国立文学研究院筹办计划草案》,《草案》将文学院初步定名为“国立鲁迅文学研究院”。

其实,不仅对莫言获得诺奖,对于获得其他文学奖项的学员,我知道后也十分高兴。1996年,我与同事去深圳进行文学自由撰稿人调研,工作之余,主人安排我们参观一座旧时代的城池。汽车上,有一位镇上的宣传部长,坐在驾驶员旁边,不时回头和我们交谈。他说,他也是鲁迅文学院的学员,参加过函授学习,现在仍然坚持写作。我问他从事何种文体,他说是小小说,过了一会又说,比小小说还要小,百八十字,那样的小说,我说是极短小说了。他说是吧。他今年获得了这种小说的“金蚂蚁奖”。说完,轻轻笑了。我也很高兴。是这样,这样的奖与诺奖,自然不在同一个层级,属于芥末之微,然而佛说,众生平等,如一味雨,就鼓励与推动文学创作而言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在第二次文代会的专题发言中,丁玲进一步论述了如何通过“深入生活”进行提高的问题。丁玲从创作主体的立场出发,强调“生活”高于观念,这个经过主体体验过程的“生活”,其前提是创作主体“忘我”的投入。她说:“什么是体验呢?我的理解是:一个人生活过来了,他参加了群众的生活,忘我地和他们一块前进,和他们一块与旧势力、和阻拦着新势力发展的一切旧制度、旧思想、旧人作了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创作主体和群众经由感情的互相激发和融合,处于一种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的共同体状态。在丁玲这里,人对感情的需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是“生活”的本质,也是创作的依托,也是革命政治的内在性要素。以丁玲的观点,无论是长期“深入生活”,还是参加具体实际工作,都是创作者的手段,而并非目的。“深入生活”的目的是打破自我的封闭,通过与群众的密切互动而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感觉和生活欲望,把创作主体从一种固定的“生活”状态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工作”和“生活”才能互相重新界定,写作也才能从观念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才能回到真正意义上的写作。

然而,由丁玲来办学,更关键原因应与她的主观愿望有关。新中国成立初,社会主义阵营中国际声望日隆的丁玲对于苏联文艺界的组织情况是很熟悉的。丁玲曾五次访问苏联,“是访问苏联最早、访问次数最多的中国解放区作家”[11]。1948年,丁玲到巴黎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归国途中在莫斯科见到了苏联作协总书记、高尔基文学研究院院长法捷耶夫,会见时的丁玲是双重身份,既受中央委托代表中国文艺界,向苏方介绍中国共产党文艺组织工作的情况,从法捷耶夫处“取经”,了解苏联文艺界的组织形式,为新中国文艺体制搜集信息[12],又以中国作家身份与苏方交流。极有可能在这次会谈或访苏过程中,丁玲便已经形成了建立一所中国文学院的想法。

1950年4月24日,全国文联党组向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以下简称文化部)提出,根据文化部1950年工作计划及全国文联第四届扩大常委会今年工作任务的决议,今年要开始筹办文学研究院。筹办理由概括如下:一是自从延安整风运动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以来,七八年中,在我党领导下,各地已涌现出许多青年文学工作者,他们有的实际生活较丰富,尚未写出多少好作品,有的虽写了一些,但思想性艺术性还比较低,都迫切需要提高;二是还有一些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青年,也要求加强修养;三是最近全国文联《1950年的工作计划》中,有一条“创办文学研究院”,该计划在报上及《文艺报》上公布后,引起各地文艺青年及干部纷纷来信,询问这件事,有的还提出很多意见,要求赶快创办;四是目前大学的文学系,脱离实际,教育观点和方法一时也很难彻底改造,不适合于我党目前迫切需要的文学干部。五是经验证明,过去我党创办的鲁艺文学系和联大文学系都是有成绩的,今天戏剧、音乐、美术学院均已先后成立,我党现有的文学干部又很缺乏,所以也必须筹办文学研究院。全国文联党组同时提出,考虑到目前国家的经济和经济和人力情况,不可能马上创办大规模的文学院,所以暂以小规模的文学研究院为宜。建议由文化部和文联筹备,初步筹备受文化部领导,经费也暂由文化部和文联事业费中开支,暂不另向国家作预算。学校定名为国立鲁迅文学研究院。提议由丁玲、沙可夫、黄药眠、杨晦、田间、陈企霞、康濯等七人组成筹备处,由丁玲负责,开始进行筹办工作。争取上半年开办。

丁玲自己是从这条“深入生活”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她关于“深入生活”的理念也影响了一批作家,赵树理回到山西晋城老家,写作《三里湾》等一批作品,周立波回湖南益阳老家,写出了以《山乡巨变》为代表的一批作品,柳青蹲点陕西皇甫村14年,写出了代表作《创业史》,这些作家们都抱有相似的理念,并在写作中成功实践了这一原则。尤其是文研所中丁玲极为看重的一些青年作家,如徐光耀、陈登科等,都遵循了丁玲关于“深入生活”的原则,分别回到了河北雄县和安徽老家,扎入基层,进行长期的“深入生活”。但正如近期有研究者指出的,丁玲重构的“深入生活”原则固然在创作上是有力的,但它却与“文艺服从于政治”所衍生出来的“及时反映现实”的要求之间构成冲突。因为根据“深入生活”原则的要求,这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而革命工作、革命运动的变化都需要及时的反映和宣传。因此,对于“深入生活”后会遭遇的工作危机,丁玲只能用一种理想主义、浪漫化的道理加以弥合,并不能有实际针对性地解决下乡工作者的问题。但不管怎样,丁玲关于“深入生活”的思考从作家的创作主体出发,思考深入系统,贴近创作主体,是当代中国文学留下的宝贵遗产,在当代生活日益科层化、“领域化”的今天,重新思考这一遗产对于创作和文学研究都是有益的。

法捷耶夫等苏联作家访问团于1949年10月18日离开中国,丁玲10月26日启程再度访苏,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苏作家代表团团长的丁玲率团参加十月革命32周年庆典,此行她专程参观了高尔基文学研究院[13]。丁玲1949年的整个10月份,先后发表《西蒙诺夫给我的印象》《苏联人》,接待来访的苏联作家、前往苏联访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月里,始终在与苏联作家和文学体制“模式”打交道,可以推测,彼时的丁玲应该在不断酝酿中国的“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的建设计划。院存档案中,最早一份筹备公文《创办文学院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的时间是1949年10月24日,恰好居于法捷耶夫离开中国与丁玲赴苏之间,可以推断丁玲参观高尔基文学研究院,应该就是为筹建文学院做准备。

1950年6月3日,文化部给全国文联发公函称,“鲁迅学园”名称嫌含混,仍用“文学研究所”较妥。关于文学研究所这个名称,一种说法是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最后定下来的。一种说法是胡乔木不主张叫“院”,并且举了毛泽东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例子。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学校,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在广州举办了一至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第六届农讲所由毛泽东任所长,学时四个月,学员300多人,教育内容包括基础理论课、专业课、革命文艺课、军事课。北伐军占领武汉后,1927年3月至6月,在武昌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主持实际工作,正如《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所说,“是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材出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大本营。”由文学研究院到文学研究所再到后来文学讲习所,这种变更应该是借鉴以往经验,主要出于快速高效培养文学工作者的实际考量,而且这也是党的文艺领导者更加熟悉且容易操作的办学模式。

1981年4月,丁玲出席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

1956年,当面对文研所是自己“独立王国”的指责时,丁玲承认自己曾向组织提出了建议:“文研所虽由我建议,但是经过党组多次讨论,领导上决定建立的。我听到许多同志的反映,觉得过去在战争时期读书太少,我也觉得他们需要读书,就像我这样的人也需要读书,所以才向党建议的。那时文学创作部部长是赵树理,赵树理正筹备曲艺研究会,工作重点不放在创作,副部长是田间,部内有康濯、马烽、胡丹佛、陈淼四人专门从事创作,拟议中的文研所初期计划只是创作部的扩大,党员就是这些人,又搞创作,又学习,不是一般的学习班,经过党组几次讨论,才成为研究所的,在我的思想,一直是不愿意这样扩大的,因为我那时觉得文联的力量是不够的。”[14]从延安走出来的丁玲深知宗派主义、向党闹独立等罪名的严重性,在那事关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谨慎地回避自己的努力和影响力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1950年7月,为加强对文学工作的领导,中宣部决定:在全国文协成立党组,由丁玲、冯雪峰、何其芳、刘白羽、周立波、严文井、陈企霞等同志组成,丁玲为组长,冯雪峰为副组长。

丁玲在革命文学中的位置,既是一位创作者和组织者、领导者,同时也是一位活跃的文学编辑。从“左联”时期的《北斗》,到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报》,到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期刊,编辑生涯贯穿了她的一生,也构成了她参与革命文学组织活动的重要内容。在中国文协/作协的组织架构下,她最早担任了1949年9月创刊的《文艺报》主编,一直到1952年1月,才由冯雪峰接任。在丁玲主编《文艺报》期间,《文艺报》发表了大量重要的理论文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建设廓清了道路,进行了宝贵探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的政治环境和频仍的政治运动中,丁玲主编的《文艺报》主持了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丁玲自己也写了《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对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倾向”提出了诚恳严肃的批评,应该说,这是一次作家间关于创作思想的认真讨论,尽管这次批判日后给萧也牧本人的个人命运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但27年后,丁玲回忆起这封公开信,仍然觉得这封信本身并无过分之处:“我觉得这封信是很有感情的,对萧也牧是爱护的,我是说他那篇小说的倾向很不好。”

事实上,“何以创立文研所”“为什么是丁玲”之问,种种回忆、言说和讨论,正是自1950年代“丁陈反党集团”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响。1955—1957年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作协党组对丁玲展开调查和批判的导火线,便是来自文研所的一封检举信,追诘与讯问延宕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之中,后人一次次站在丁玲的立场,去寻找丁玲不敢擅专的答案,以证丁玲之清白,抑或对那段历史展开批判。“自保”的思路在丁玲是别无选择的立场,可是,文学史研究仍然采用这样的思路,则难免错过丁玲文艺观的许多丰富内涵,更会与作为文学体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历史可能性失之交臂。笔者将尽可能避免这种思路的影响,从丁玲以极大的“决心和热情”投入建立一所中国作家学院的角度展开讨论。

1950年7月18日,文化部批复《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备草案》,文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当时全国文协创作部由赵树理、田间负责,宗旨是在创作方面能帮助著作者的创作,部内有康濯、马烽、胡丹佛、陈淼四人专门从事创作。其中,田间、康濯、马烽、陈淼等都被抽调到文学研究所负责筹备工作,制订计划,购买房子,向各地调集学员。

《中国》是丁玲一生最后创办和主编的刊物,1984年底创刊时,丁玲已年届80高龄。《中国》是中国作协领导下的大型文学期刊,只存在了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但丁玲为这个杂志的创办和编辑、存续工作花费了大量心血,照丁玲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的说法,如果不是因为办《中国》杂志,丁玲的生命可能还会更长。

尽管在“何以创办文研所”的动机言说中,论者将中央高层领导人与文研所的创办建立联系,但各种说法只能以口述和间接材料为证,于是,这便有了1950年代丁玲在遭批判时是否曾就文研所之事向毛泽东等领导人直接申诉的问题。我在院存档案里发现了一封丁玲的亲笔信,这封信比较随意地写在一份油印刻字材料《中央文学研究所给中宣部和文协党组的报告》的前几页,信的抬头是“副主席”,内容如下:

经政务院批准,文学研究所购得鼓楼东大街103号房子76间,开办经费由文化部教育司拨给,总计1800匹布,折合小米44.1万斤。图书资料也全部由文化部出钱购置。从10月起,学员们陆续报到。在正式开学前,先进行了临时学习,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程度较低的摘读了《大众哲学》),学习古今中外名篇23篇,进行政治与文学讲座12次,组织一次抗美援朝的创作运动,以及几次专题座谈会。

王增如在《丁玲办〈中国〉》一书中认为,促使丁玲下决心创办《中国》的,是两把“火”:一把是全国经济改革的大形势,让她深受感染,放开了胆量;另一把是纠缠困扰了她40多年的所谓“历史问题”终获解决,使她焕发出昂扬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再次萌生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在我看来,丁玲终究是一位有想法、有抱负的大作家,她不会仅仅满足于个人的文字,在对中国文学的事业上,她仍想尽到组织者、推动者的责任,所以,尽管生命之火即将燃尽,为了完成未尽的创作,时间已极为宝贵,但她还是燃起了团结新老作家,创办一个新的大型文学期刊的雄心。在创办之初,甚至还提出了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大胆想法。

副主席:

1950年12月27日,文化部颁发丁玲、张天翼任命通知书及文学研究所关防。正文是:中央文学研究所业经政务院第61次政务会议通过设立,并通过任命丁玲为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张天翼为副主任。奉此,原“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应即结束,正式成立中央文学研究所。

《中国》的创办最初以一些成名于三四十年代的老作家担纲,以丁玲、舒群、曾克等为核心,由牛汉、刘绍棠等中年作家担纲,也容纳了冯夏熊、王中忱等青年编辑。面对“新时期”文学日新月异的局面,作为20世纪新文学主要过程的亲历者,丁玲在《中国》创刊招待会上大声疾呼:“我们大家都很懂得,我们的革命史,我们文学的奋斗史,我们事业成功的经验,挫折的教训,都告诉我们,团结是我们的生命,团结是我们的根本,团结便是胜利。”在为《中国》创刊号所写的《编者的话》中,她再次呼吁团结,提出《中国》是在党中央“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号召下,在城市经济改革的蓬勃浪潮鼓舞下诞生的。《中国》不是同人刊物,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刊物的撰稿人将包括五湖四海、老中青。我们希望所有的老作家能把自己的丰富经验和写作经历,积极介绍出来,帮助读者,帮助青年,在创作上少走弯路,健康成长。我们要大声呼叫,为那些把心灵浸入到新的社会生活中去的,把心灵与艺术创作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的那些年轻作家和奋发有为的文学爱好者们鼓劲。”言辞之间,似乎50年代初那个意气风发的丁玲又重新回来了。在这篇《编者的话》中,丁玲鼓励读者就杂志发表的作品展开讨论和争论。丁玲编辑文学刊物,刊登文学作品,从来极为重视文学批评和理论文章,她甚至认为,批评和文学理论文章是一个文学刊物的灵魂。她提出,“文艺上的思想问题是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各抒己见”。她甚至还鼓励和要求刊物的编辑“要经常与人民保持接触,同作家一样深入生活、关心人民、关心政治。这样才能理解社会、理解人民在变革中的思想感情,辨别作品中反映的是否确切”。应该说,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在文学期刊的主编中,她的这些看法和要求都是非常独特的。

我把文学研究所向文化部及文联的一个报告寄给你看看。很多次我都想找你谈一次,向你汇报工作,并且告诉你工作人员和研究员对你帮助我们的感谢。都因为知道你忙,怕你没有时间,没有去找你。开学的时候本来也想请你来讲话,也因为没有礼堂,只有一个能挤六七十人的小课堂。所以,只请了郭老、茅盾、周扬同志,但我心底一直是记挂着。我总觉得,我应该,而且我情感上也有这种要求,要告诉你才好,但为时间关系,把这一份报告寄给你,不另作报告了。不过我还想补充几句,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工作中更感到我们的年轻的是有才能的作者,的确是非常可爱的,他们都经过一般干部的培养,都没有得到特殊的文艺方面的辅导。他们聪明,努力,却基础太差,如果不去注意他们,他们也许还可继续下去,也有人能有更大的发展,但一般的都不易提高,现在我们这个研究所虽然还有很多缺点,但却做了一点急需要做的事,我个人是感到担子沉重的,却也感到这是很有意义的。虽然他会妨害我的一些创作。

中央文学研究所

《中国》出刊近两年间,刊发了大量老作家和中生代作家的作品,也刊发了大量新锐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到了后期,很多“85新潮”后涌现的年轻作家都是在《中国》上先露面的。在丁玲主编《中国》期间,与在主办文研所时期一样,丁玲也极为重视提拔和培养青年作家,有意识地与年轻作家建立沟通渠道,可惜世异时移,在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时代氛围中,丁玲与年轻作家的沟通并不顺利。在80年代上半期求新求变,以新奇、反叛为潮流的背景下,丁玲创办《中国》,呼吁中国文学界的大团结,有可能在新时期文学时代转变的大潮中起到承上启下、开启新局的作用,可惜时不我与,在急速变动的时代潮流中,老作家的雄心已难以施展,《中国》在丁玲去世后半年左右,即调整休刊,成为丁玲一生文学编刊事业的绝响。

副主席是谁?从丁玲的饱含敬意的语气和措辞中看得出,副主席的地位高于郭沫若、茅盾,并在文研所工作中为丁玲提供了帮助。随后丁玲介绍了几位文研所第二期的优秀作家,也反映了所务繁杂、人手不足的问题。从信的内容看,此时丁玲对文研所的工作依然怀有热情和成就感,对她的学员们也很有感情。

1951年1月8日,文学研究所第一期一班(研究员班)在鼓楼东大街103号举行开学典礼,录取学员52人。丁玲(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全国文协党组组长、《文艺报》主编、文学研究所主任)致开幕词。郭沫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茅盾(时任文化部部长、全国文协主席)、周扬(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党组书记)、沙可夫(时任全国文联秘书长)等出席典礼。

无论是创办和主持文研所,培养新作家尤其是工农作家,抑或鼓励作家“深入生活”,打破固有的生活状态,形成新的创作动力,还是创办刊物,在新的形势下,团结新老作家,繁荣创作和文学事业,都是丁玲围绕新中国的政治和文学组织结构,在中国作协的体系下,作为一位专业的创作者和文学工作组织者,所进行的思考努力和实践探索,其积累的经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珍视。

不过在现有阶段我们总的勉励工作下去,到实在需要帮助,而文化部、文联都不能解决的时候,我是会找你的。我对你有十分的信心。不过我一定不经常麻烦你,我爱惜你的时间和精力。许久没有见到你了,深深致以我对你,和小超大姐的眷念和尊敬!

正如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的,成立文学研究所的目的是“选调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经过一定时期的专门学习研究,提高其政治与业务的水平,培养实践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文学创作、文学运动组织、编辑、教育、理论批评等方面的干部,为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准备文学方面的条件,以便配合国家建设的总任务。”“中央文学研究所不只是教学机关,同时又是艺术创作与研究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培养能忠实地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的青年干部学校。”

直到信的最后一句话,笔者才明白,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周恩来。信的落款时间为4月29日,根据院存档案记录,这封信写于1953年。信的内容传递了一个信息:丁玲是可以向周恩来汇报自己的思想状况和工作情况的,小到文研所学员的创作情况、所务工作量,中央领导人是直接掌握来自丁玲方面的信息和说法的[15]。

文学研究所的学习显然是沿着延安文艺的方向进行的。研究员们的“房子里的设备都是同样的:一张卧床,一张学习和写作用的书桌,一个排列着各种马列主义理论书籍以及文艺作品的书架,一个温暖的火炉子。朴素的生活,对于马列主义理论以及各种文艺作品的钻研的气氛,依然保持着过去老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传统。”

02 理想与现实:想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学逐渐建立起一整套的制度体系,针对旧知识分子主要是思想改造,对新知识分子主要是培养工农兵出身的作家,大学也成立文学系。文学研究所可谓应运而生:首先是新中国需要培养自己的作家,其次是苏联文学体制的影响,最根本的是作家自身有需求。当时,一部分解放区的青年作家和初学写作者,迫切地提出了学习和提高的要求。这些青年大都忠实于人民的文学事业,有一定的实际斗争经验和写作能力,有希望,有前途。但由于多年战争生活的紧张,很少机会学习,以致政治思想水平不高,文化知识既少且狭,甚至文学书籍都没读过几本。他们要求学理论,学历史,要求读书,要求有人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和提高思想水平与写作水平。

院存档案1949年到1950年四份与创办学校相关的公文[16],可以印证丁玲所说的向党建议的过程和建议的内容。四份文件按时间顺序,最早的一份是1949年10月24日的《创办文学院建议书》,内容包括创办文学院之意义、如何创办和几条具体意见,落款为油印刻字的“全国文协创作部”。对创办一所文学院的意义,这份最早的《建议书》阐释得较多,随后的几份文件关于建院意义的阐释,大多以此为本:

当时,全国文协归中宣部领导,全国文联所属其他协会归文化部领导。丁玲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局级)处长,文学研究所是属于文化部领导的局级单位,周扬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直接分管文学研究所。

(一)创办文学院之意义:

1952年9月,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开学,招收学员25人。以北大、辅仁、燕京、复旦的毕业生为主。同年10月,丁玲因脊椎增生严重,到大连休养。此前,丁玲还担任过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委员会主任,《人民文学》主编。

按文学艺术各部门来说,文学是一种基础艺术。目前我们有戏剧音乐美术各学院,恰恰缺少文学院,所以有创办文学院之必要。自五四新文艺运动以来,除延安的鲁艺文学系及联大文学系用马列主义观点培养文学干部而外(经验证明他们是有成绩的),一般的文学工作者大多数是单枪匹马,自己摸路走。这是过去他们不得已的事情,这是旧社会长期遗留下的个人学习方法。至于过去各大学的文学系,由于教育观点方法的限制及错误,从来很少培养出多少真正文学人才,我们接收以来,教育观点方法虽然要改,但也不一定能适合培养各种不同条件的文学人才,不一定适合培养作家,所以也有创办文学院之必要。此外,在我党领导下,近十几年来,各地已涌现出许多青年文学工作者,有的实际生活经验较丰富,尚未写出多少好作品,有的虽已写出一些作品,但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还是比较低的,他们需要加强修养,需要进行政治上文艺上比较有系统的学习。或学习同时,领导上可以有计划地组织他们从事集体写作,把各种斗争史有计划的反映出来,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只有党和政府有计划的领导,文学人材才能更多的更好的出现,文学上也才能有更多好的作品,所以也有创办文学院之必要。

1953年1月,文化部召开创作会议,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到会,酝酿把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为中国作家协会。1月20日,文学研究所给中宣部和全国文协党组报告称,中央文学研究所是根据党的指示,在总理和中宣部的帮助下,由中央文化部领导和全国文联协助创办的。根据现有的基础、条件来看,研究所的工作性质应明确规定为:它是一个研究性的学习机构,是一个组织研究与创作活动的机构,所培养的人员必须使之能忠实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研究所不能向专门性的学校规模发展,如果必须这样发展,就要改造现有干部的条件,重新配备领导力量。同时提出,上级对研究所的领导,现在是双重领导(文协党组和文化部),希望由某一方面统一领导。目前如果不能解决,也希望不久的将来能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意义的阐释,首先,《建议书》突出求“新”的意旨,倡议建立一所有别于“旧社会”的、不同于高等院校、培养作家和文学人才的文学院,与新中国文学体制的内在诉求保持一致,即拆倒一切旧的文艺成规,培养社会主义文学新人,塑造社会主义新文艺。其次,强调“加强修养”以期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则颇接近作家的思维方式。最后,“有计划地组织他们从事集体写作”一条,可以联系到丁玲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据文研所内人的回忆,丁玲曾提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问她在做什么,丁玲答了办作家学校的事情,毛泽东的评价是“办了个互助组嘛”。1953年丁玲向周恩来汇报文研所教学方针时也提到了“互助”:“我们在做法上就确定了以‘自学为主,教学为辅’的方针。类乎组织了一个生活合作社,来发挥集体互助的力量与大家的积极性。”[17]合作社、互助组,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方式,与其说丁玲与毛泽东的对话启发了文研所的办学方针,毋宁说这是丁玲对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文艺生产方式的理解。

1953年3月第一期第一班学员结业。学员共学习27个月,除下厂、下乡、入朝、参加土改、“三反”、“五反”及写作实习时间外,实际学习约为12个月,合52个星期,除星期日外,每天有组织的学习约为六小时,共组织学习1872小时。上课、报告约90次(不包括出外听报告),每次三小时,共授课270小时,占总学习时间的14%。27个月的时间,规定了一二百种必读书,大多读完了,每个学员平均读了1500万字的书,每天平均读到2万字。

起草政府公文,重头戏在建议的具体细则。“如何创办”一项内容包括:“定名问题,或定名‘国立文学研究院’[18],或定名‘国立鲁迅文学院’”。尽管只是“建议”,这份方案里已经设计了教学方法,倡议者的文学教育理念表达得也比较明确:

3月7日,全国文协党组向胡乔木并中宣部报告,文协的党组根据中宣部指示的原则进行了改组,文学研究所也由文协管,确定它是培养创作青年干部、青年作家的机构。随后,中宣部批复文协党组由邵荃麟、冯雪峰、丁玲、沙汀、张天翼、田间、戈扬、袁水拍、陈企霞、陈白尘组成,由邵荃麟担任书记。机关工作委员会,由邵荃麟代替丁玲的工作。

采取理论(学习研究)与实践(创作和下乡等)相结合的方法。基本上是培养作家,但如有一些年青的文学工作者,亦可培养为理论及编辑人才。文学院可分为研究班、初级班,研究生班以自学为主,自己读书、自己创作,自己互相研究问题,大家当先生,大家当学生,这当然也要在领导之下进行,实际上也是集体主义的方法,辅助以定期请专家做报告。初级班以上课为主,学习马列主义及文学上的一般知识。(如哲学、政治经济学、各种政策、文学概论、近代文学史、创作方法理论、名著研究、作家研究等。)

1953年3月24日,全国文协第六次常委会通过《关于改组全国文协和加强领导文学创作的工作方案》,主要内容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改组全国文协机构,使其成为实际的领导文学创作活动和文学批评的机构。商请全国文联将《文艺报》划归文协领导作为文学艺术理论批评的刊物。开展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积极改善文学研究所工作,进行作家作品的推荐,并在条件成熟时准备召开一次青年作家会议。

文学院的学习既包含“普及”也侧重“提高”,初级班尚好理解,工农兵出身的青年人才,展露出文学才能,集中起来学习政策、知识和创作技能,但是“大家当先生,大家当学生”的研究生班则有些微妙,有上课、创作和理论研究三种计划与安排,既算是学生,又有相当的创作和研究基础。而丁玲心目中的重点,恰恰放在了作家、理论家和编辑组成的“研究班”上面。以丁玲担任主任时文研所一期一班与一期二班来看,两个班在所内都是“研究学员”“研究员”,应属于“研究班”序列。一期一班是开创后的第一个班,据院存档案《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工作总结》记载:

1953年4月,全国文协党组致胡乔木并中宣部称,全国文协党组讨论了文学研究所提出的《第二期教学工作方案》,基本上同意了这一方案,并认为在教学干部极端缺乏的情况下,办到目前这样程度,是有成绩的,尽了很大的努力。但基本的缺点是:学习的内容是零碎的、缺乏系统;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做更深入而具体的辅导不够;对语言文字的基本训练还注意得不够。党组认为目前这一工作方案,只是在现有条件所能做到的方案,将来发展的方向应明确规定为:采取适当的步骤发展成为苏联作家协会所领导的高尔基文学研究院那样正规培养青年作家的学校,给准备成为青年作家的干部以系统的文学修养的教育。

第一期学员的水平,就可分这样五类:1.斗争历史较长,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写作水平较高,写过不少东西,其中也有较好的,在全国起过很大影响的;2.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写过一些东西,其中也有些不错的,但老突不开那个水平;3.斗争经历较短,写过几篇东西,但水平都较低;4.工农出身的学员,写过一些小东西,但文化水平低,斗争经历短;5.知识份子出身的学员,没有什么斗争经验,懂得一点理论,写的东西也很少。其中第二种类型的人最多,第五类型的人仅是个别的。这样五种类型的学员在一起学习,自然他们的要求是不会一致的,收获的大小也不会一致。一方面给领导学习上增加许多困难,另外学员也不会都学习很好,因为照顾了这一水平,就不可能同时去照顾那一水平,这一门课有的人听了很好,有的人听(了)还根本听不懂。这种情况,今(后)一定要设法避免,在招生时一定经过慎重的选择,一定要根据一个标准才行。

1953年4月14日,全国文协党组讨论文学研究所工作,传达了胡乔木提出的暂时停办文学研究所、筹办正规学校的意见。胡乔木肯定了文学研究所这两年成绩是很大的,同时也指出教员、招生都碰到了困难,文协工作改组后,培养青年作家的任务更加多起来了。过渡时,一个方案是向学校方向发展,同时照顾青年的写作;另一方案是在原来工作基础上,继续招生,克服困难。胡乔木偏重于给予青年作家系统的教育,为了准备将来办得正规些,现在退一步,以退为进,暂时停止招生,准备一些教材,培养一些研究的人,将来做教员。在停止期间,可与文协指导普及的工作结合起来,做系统教学的准备,如翻译苏联的教材,增出文艺学的提纲,培养出一些教学人材。今后还是要办成比较正规的接近学院式的学校。

所内的教学人员谨慎地表达了研究员应该秉持“就高不就低”的招生标准,这就不是给工农出身的学员提供读书学习的机会这样的办学目标了。在对一期研究班进行总结时,石丁起草的文件里就谈到了“关于培养对象的问题”:“工、农作家必须培养,但作为培养对象的必须且有较丰富的生活知识与文化水平,才有培养为作家的可能,即便有些工、农同志,生活知识较多而文化水平不足,还应当首先去学习文化,然后才有条件从事创作活动”[19]。一期二班共22人,其中有19人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生[20],不少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可见,文研所成立后的两个班次都是研究班,或者说是研究班和普通班的折中状态,至于《建议书》《国立文学研究院筹办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中面向工农兵文艺青年的普通班则没有操办起来。通过草创阶段文研所的工作总结便可以看出,最早的设想实践中是有难度和矛盾的,政治上符合标准的革命工作者,原本就基础薄弱,在两三年的时间里,达成“研究员”的水准甚至成为师资力量,大概难以实现。从1950—19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来看,毛泽东所倡导的普及与提高包含在文艺大众化、探索民族形式的内涵中,以延安讲话精神为依据,工农兵不仅是文艺的目的对象,更是文艺工作者的学习对象,反观文研所探索的文学教育方向,事实上已经与延安讲话精神形成了距离。

丁玲是反对停办的,这与她办文学合作社的想法冲突。毛泽东曾评价丁玲办作家学校的事情是“办了个互助组嘛”。1953年4月29日,丁玲给周恩来写信:“直到1950年,文化部和文联党组才正式作出了创办文学研究所的决定,并于五月间分配我主持筹备工作。由于党与各方面的关心,筹备相当顺利。总理批了房子,郭老给确定了机构的名称,乔木同志、周扬同志帮助考虑了方针、做法及干部问题。”“我们在做法上就确定了以‘自学为主,教学为辅’的方针。类乎组织了一个生活合作社,来发挥集体互助的力量与大家的积极性。”“不过在现有阶段我们总得勉力工作下去,到实在需要帮助,而文化部、文联都不能解决的时候,我是会找你的。”(鲁迅文学院院存档案《我把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向你作一汇报》)

《创办文学院建议书》没有署名,也没有提及具体人名。落款即为“文协创作部”,意味着是以下级单位向上级组织建议的方式操作的。以丁玲向组织“辨正”的内容看,丁玲除了口头上和中央领导人及相关领导建议之外,这份《建议书》应该就是丁玲所说的“曾向党的建议”的正式文件。另外三份院存档案,丁玲的名字已经作为“院长”“筹备委员会主任”“所长”的人选出现在文件中[21]。研读《建议书》不难发现,丁玲对文学院的教学、组织方式已经形成了一套想法,最终1950年文协创作部向全国文联党组提交的筹建文学院的两份正式文件正是以1949年《建议书》为母本而起草的。

1953年7月29日,全国文协召开党组会议,讨论《关于中央文学研究所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工作计划》。同意丁玲提出的文学讲习所的机构及负责人名单:主任,田间;副主任,萧殷、邢也、田家(以上报中宣部批准)。远景还是苏联的高尔基文学研究院。

丁玲的建议得到了全国文联的批准,《文艺报》刊登了周扬在全国文联第四届扩大常委会议上的报告的要点,周扬讲到翌年全国文联将要完成的工作任务中,就包括“筹办文学研究所,征调一定数量的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相当写作能力的文艺青年,加以训练,提高其写作水平”[22]。1950年春天,以文协创作部为班底,文学院的筹备工作展开。

1953年8月,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学习结束。1953年9月,第二期开学,录取学员45人。

院存档案中关于建院的第二份材料十分重要,一份手写的《国立文学研究院筹办计划草案》,时间为1950年3月9日,草录在有“文艺报”字样的稿纸上,文稿上有多种笔迹删改涂抹,可知《草案》势必经过了若干人手的修改;档案中还留有陈企霞于1950年3月10日致周扬的信,信内说:“周扬同志:我们起草了一个文学研究院计划,先请你看一看。布礼。企霞三月十一日”。指的应该就是这份《草案》的最终定稿,随信附上,交与周扬。

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

《草案》中,将文学院初步定名为“国立鲁迅文学研究院”,学制设立“研究班与普通班”两种,“研究班”的学员要求、课程设置如下:

1953年8月4日,文化部通知文学研究所改归全国文协领导,正文是: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1953年7月30日复函,同意你所改归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领导。

甲、研究班:

1953年8月10日,全国文协支部给中宣部总支和文协党组汇报称,全国文协支部是在今年年初成立的,上级已决定将文学研究所(以后将改称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划归新的作家协会领导,党的关系也要转过来(文学研究所的党的关系原属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党委会系统),该所党员约有60多人。如果他们和我们联合成立一个支部(这样工作比较困难),支部的党员人数已超过百人,按规定似应成立总支。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