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小说类文献作品得以载述澳门新葡新京app下载,中国古代小说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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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中国小说者,皆知早期小说源于史、子,又出入于史、子。然而,早期小说与史、子之关系,既存在于创作之中,又纠缠于观念之内。小说起源研究遇到的困难,多半是早期小说自身特性造成的。正如章学诚所云:“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文史通义·书教上》)早期小说大抵也处于撰述无定名的阶段。如果用后世的小说标准在周、汉文献中拔奇取异,得到的或许只是带有小说性质的文字片段,而非小说本身。因此,与其争论小说的史、子属性,不如探寻古小说的母体;相比揣度史、子异文的虚构成分,还原早期小说的发生机制更为重要。《生成史论》正是在上述理念下,展开对古小说生成的历史考索。

[1]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

《新唐书》

正是由于方志与小说在形式与内容诸多方面皆有相似相通之处,使得方志中的不少载述如风土民俗、名人逸事、信仰祭祀等方面内容,均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古代小说范畴,也有研究者径直称之为“方志小说”。不过确切来说,方志与小说还是分属两个不同门类为妥。在此理路贯通的前提下,方志留存小说史料其实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江苏师范大学陈洪教授的学术新著《中国早期小说生成史论》(下简称《生成史论》),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参考文献:

《神异经》

明清方志中的小说史料,比此前更显繁富与庞杂,同时也倍具价值,因此更加值得精心整理。约略而言,其研究价值大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作为附录,《〈列仙传〉成书年代及其小说史意义考论》考证“古本”《列仙传》成书于东汉末,鬷弘的“续定本”成于曹魏时期。《列仙传》是道教辅教之书的范本,“鬷续本”从侧面反映了曹魏文人集团喜好小说的风气。

古代小说在目录学著作中的著录位置及其变迁实际上反映目录学家的文体观念及其演变,因此清理各个时期的目录学著作对小说的著录情况可以揭示古代小说文体自身的演变轨迹。潘建国教授正是从这一角度对古代小说文体的源流加以辨析并提出了古代小说的文体体系。作者通过对大量古书的考证推理,推翻了余嘉锡、周楞伽等权威学者“小说家出于小官即稗官为小官”的结论,认为稗官不是官名而是泛指那些将如稗草一般“鄙野俚俗”之内容说与王者听闻的官员,且时常伴驾出巡,随时待“说”,这类官员实际上就是周官系统中的土训、诵训、训方士和汉代官职系统中的“待诏臣”与“方士侍郎”一类官员;“小说家”作为一个流派的衰落标志着学术传统由口述传统向书写传统的转变,而作为文学概念的小说正是在作为学术流派的小说家的衰落中蜕变而成,即汉魏六朝的地理博物小说、杂史杂记小说是对稗官“道地图”、“辨地物”、称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上古以来传闻言说之事”的继承,神仙方术小说则是汉代稗官——方士新增的诵说小说。唐传奇的文体渊源,传统的观念一直认为唐传奇源于六朝志怪,潘建国教授利用目录文献学的资料,辨析出杂传和传奇都具有以单篇流传、专述一人之始末、注重文辞和细节、篇幅长大、创作的史家意识等问题特征,证实了唐传奇源于史部的人物杂传而非志怪,颠覆了传统的志怪说。在这种辨析的基础上,潘教授提出:中国古代小说可以按照篇幅、结构、语言、表达方式和流传方式等文体的基本特征,分成笔记体、传奇体和话本体、章回体四大类。应该说,这种分类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小说文体发展轨迹和文学演变观念的变迁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总的来说,在班固的时代,“小说家”虽是一个学派,“小说”虽已是这个学派文献的名称,但与今之文学家、及文学家创作意义上的小说仍无关涉,它只是诸子中的一家,其著作则是诸子书中辟出“浅薄不中义理”的“短书”“杂书”另为一类,故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谓:“《汉书·艺文志》所谓小说,……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黄帝》四十篇,《成汤》三篇,立义命名,动依圣哲,岂后世所谓小说乎?又《务成子》一篇……皆非后世所谓小说也。”实际上,胡应麟的所谓“小说”,指的还只是今之所谓子部小说,他在给“小说”分类时,便将“辨订”、“箴规”之类,也入于“小说家”中,而且明确指出,“小说,子书流也。”鲁迅先生更谓“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也。”

作者:杨志平

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往往依赖于既有知识体系。譬如,有关史部之小说、子部之小说的认识,便根植于“四部”之学。然而,目录学的“七分法”或“四分法”,对于具体文献而言是相对的。早期小说游走于经、史、诸子,即便在小说文体渐趋明晰的唐代,传奇与集部传记也有重重牵涉。当然,小说在其纷繁复杂的衍变中也存在相对稳定的“内核”。《生成史论》将“故事”作为小说的“母体”,意在找寻叙事文学最为本质的存在。故事研究常见于民间文学、宗教文学,小说研究对于故事的关注显然不够。其实,故事的名与实大相径庭。目录学之故事多指先例旧章,事实之故事却是叙事文学的酵母。写什么故事?如何写故事?不仅是小说创作的恒久话题,也是小说史书写的内在线索。

历代目录学家对古代小说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古代小说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命运和地位,因此分析各个时期的古代小说书目可以揭示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轨迹。潘建国教授正是从这一角度清理了古代文言小说目录和白话通俗小说目录的演变以及相关的小说观念的变迁。他的清理表明,文言小说著录有序,且始终与公私目录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与通俗小说长期被排斥的命运迥异不同。通过对隋、唐、宋三朝史志艺文志著录的古小说的分析,潘教授指出,《随书》设立“子部·小说家”确立了“小说”作品的位置,《隋书》《旧唐书》对小说的收录表明当时的小说观念还很含混,除了收录“小说家”的小说外,还收录了一些与小说关系颇远的作品,一些符合后世小说观念的作品却被收录于“史部·杂传类”。《新唐书》除了著录前二书“子部·小说家”、“史部·杂传类”著录的作品外,还著录了那些游离于“小说家”外却符合后世小说观念的作品如传奇作品,标志着小说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新变化在清代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时遭到批评。《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将小说分为“杂事”、“异闻”、“琐语”,强调小说的教化、历史与学术功能,鄙视、排斥小说的文学性,将传奇小说剔除出“小说家”的范畴。这表明清代文人受乾嘉学术的影响,清代文言小说观念已经回归到汉代。古代通俗小说起源于唐代的职业性“说话”伎艺,随后尽管通俗小说本身有了辉煌的发展,但是通俗小说的著录与收藏却相当滞后,一直处在“不登大雅之堂”的尴尬地位,通俗小说数量的庞大与公私藏书目录对其著录的状形成了一种悖反现象。历朝政府的持续禁毁、社会舆论的鄙薄排斥,整体艺术水平的低劣是这些作品始终被抛弃在公私藏书目录之外的根本原因。而少数通俗小说被著录于“史部”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作品属于历史演义一方面还反映了著录者小说编撰的“补史”观念。直到晚清特别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小说界革命”爆发、公共图书馆的建立、以及后来通俗小说的政治地位、文学地位和社会地位才得到提升,通俗小说的收藏和著录才有明显的改善。这种著录最初附属“子部·小说家”,或置于文言小说末尾,或分属于“杂事”、“异闻”、“琐语”,或在“小说家”类新增“演义”、“章回”、“公案”三个子目,后来又发展为独立设部、著录于集部、著录于文学类,这一切都反映了文学观念的变迁。

《四库全书》

明清时期是方志迅速发展乃至全盛阶段,明清方志中留存了大量的小说史料,但学界对此领域的关注尚有待加强。系统整理明清方志中的小说史料对扩大古代小说研究视野、提升古代小说研究空间均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以往有关早期小说起源研究的著作,多以史、子文献为小说本源,探取《左传》《国语》及战国子书中的小说因素;或将《穆天子传》《燕丹子》等早期杂传与六朝志怪相对应,勾连起古小说发展轨迹。《生成史论》则另辟蹊径,通过对早期“小说”和“小说家”的解读,揭橥古小说“譬论”的本质,探寻小说发生的文体依托和母体本源,呈现早期小说生成的内外机制和文化语境。

[3]王齐洲.《汉书·艺文志》著录之《虞初周说》探佚[J ].南开大学学报,2005 (3);《汉书》著录之小说家《伊尹说》,《鬻子说》考辨[J].武汉大学学报,2006 (5).

2中国古代小说著录的发展历程

明清方志之所以保留了较多小说史料,一是受明清小说创作极为繁盛的格局影响,二是方志与小说“同质异构”的学理性质使然。兼收并蓄的方志与文体兼备的小说在文献地位、价值功能、编撰理念方面有共同性。方志作为古代历史文献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作为“正史之补”的形态而存在,古代小说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同样也以“补史”形态而得以存续,明人甄伟自序《西汉通俗演义》有言:“予为通俗演义者,非敢传远示后,补史所未尽也。”这类观念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作为文献形态的古代小说的实际地位。方志与小说的编撰初衷,往往皆以教化为先,这点确保了两者有限的存在空间。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凡例”有云:“凡旧志所载,多有怪诞不经、幽眇难明、惑世诬民者,悉去之不录。为名教虑也。”在小说家那里同样有言:“俾好生不杀,为仁之一途,无害于教化。故贻谋自广,不俟繁书,以见其意。”正因如此,方志编撰者也同样体认了小说的教化价值,所谓“志中所载,择其要而切者,为小说断之。所以寓惩劝,广去取,补缺略也”。从宏观层面来说,方志编撰者与小说编创者往往以去虚存实、绝假存真的意图来指导编撰实践,进而从形式上避免世人可能存有的偏见。如万历《贵州通志》“凡例”云:“凡远事据经史,近事据见闻,不以臆说。”而小说家也有类似见解:“近日著小说者多矣,大率皆鬼神变怪荒唐诞妄之事。不然,则滑稽诙谐以为笑乐之资。离此二者,或强言故事,则皆诋訾前贤,使悠悠者以为口实。此近世之通病也。如君所言,皆无有是。其著于录者,悉可考验。”

《生成史论》的学术特色,是注重将论述建立在考证、文献细读的基础上。文献细读旨在回归文献发生的语境,反对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不为立异而言非常之辞。文献考证应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用出土文献补传世文献之阙,以传世文献理解出土文献之异,发现异类文献的相通之处。《生成史论》在文献细读中发现问题,如故事的新涵义,故事作为子、史、小说的构件功能;在文献的比对中寻找规律,如《韩非子·说林》材料的性质;用“二重证据法”重新考查某些故事的真相,如对“嫦娥奔月”、《春秋事语》的释读。《生成史论》通过大量的考证,澄清了古小说史中不少关键问题。如对《庄子》“小说”本义的考证,对“稗官”身份的考证,对《韩非子》中“一曰”故事所属的考证,对《列仙传》成书年代、性质的考证,对佛教浴佛、盂兰盆等仪式的考查,都令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

[作者简介] 潘丹(1981),女,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2.4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对小说的著录

第一,扩充古代小说文献存量,丰富古代小说研究对象。文献留存问题一直是文史研究的出发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学科生命力能否持续久远的关键要素。新时期以来古代小说研究之所以能不断开拓新的研究境界,是与《古本小说丛刊》《古本小说集成》等大型小说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以及相关学者积极爬梳钩沉之功密切相关的。就当下的古代小说研究格局而言,既有小说文献固然值得继续深入研究,发现与钩稽新的小说史料也更显必要。在这当中,明清方志就是一个早已存在却亟须深挖的可贵矿藏。在明清方志的人物传记、逸事、仙释等门类中,有不少小说类文献作品得以载述,这些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不乏佳作,值得辑录。例如,顺治《潮州府志》卷十“轶事部”载“交趾道士”:“金山上有交趾道士,年近百岁。渡海船坏,结庵于此。养鸡大如倒挂,子置枕中,啼即梦觉。又一胡孙,小如蛤蟆,线系几案间。道士饭已,即登几食其余。又有龟,状如钱,置金盒中,时出戏衣,褶常题一诗云:‘流动乾坤影,花沾雨露香。白云飞碧汉,玄鸟过沧浪。月照柴扉静,蛙鸣鼓角忙。龟鱼呈瑞气,无物汗禅房。’僧惠洪见之,戏曰:‘公小国中引道师也。’后莫知所之。”此篇作品亦见诸万历时期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十二,所不同者其中开篇则言:“广东有道士,年九十九。状貌奇古,目光射人。自言来自交趾,别号漫叟。”根据此部方志编者吴颖序言推测,《涌幢小品》的载述极有可能源自嘉靖或弘治时期的《潮州府志》。本篇作品笔法凝练,思绪奇特,气象明朗,完全可作为志怪小说研究对象。

[4]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子部小说

第二,助推小说家生平考辨,深化与填补小说家生平认识。古代小说在文体序列中备受轻视乃至诋毁,因而小说作者往往无意署名,使得大量小说作品难见真正著者,这对小说研究带来了诸多困扰。而倘若将视野投向明清方志,往往能有一些意外收获。例如,明末清初《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学界一直以来对其生年、字号、交游等情况的认识有不少错误,笔者在梳理清人汪日桢编《南浔镇志》、伊汤安编《嘉兴府志》、沈彤编《震泽县志》、光绪《乌程县志》与同治《湖州府志》等诸多方志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致考辨,得出了“陈忱生于1615年,字遐心而非字敬夫,号雁宕或雁荡,平生交结对象主要为惊隐诗社成员”等结论,修正了既有的不当认识,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又如,有关清代小说《绿野仙踪》作者李百川的生平,学界的认识一直较为模糊,近年许隽超先生通过整理光绪《蔚州志》相关史料,将此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这同样是借助明清方志考证小说家生平的成功范例。

探索早期小说起源未有止境。譬如,《汉书·艺文志》十五家小说多已失传,“瞽史”“俳优”“小知者”“说书者”与小说之关系,仍有待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拓新。相信陈洪教授《生成史论》的问世,能够使学界再次关注小说起源这个既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

历代小说书目著录了大量古代小说的原始情况,为小说史提供了大量小说资料,是小说史研究的门径。在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匮乏的情况下,古代小说的研究就显得困难重重,而早期小说研究史上的学术大家无一不是从收藏小说开始进入他们的小说研究生涯的。当然,古代通俗小说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毕竟还是留下了它们的历史足迹。潘教授另辟蹊径,运用了扎实的文献知识考证出古代通俗小说书目四种特殊的存在方式,钩稽明清禁毁书籍目录、古代小说的序跋和古代笔记野史、近代书肆所列的刊印和营业书目、东南亚的古文献的记载,为古代通俗小说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资料视野。这些材料透露了古代小说创作、出版、传播、营运和接受方面的大量史料,有的史料甚至是独家史料。如潘教授从东亚和东南亚的五种书目中发现著录的许多小说是中国未见著录的书目、佚失的书目和只有孤本的小说书目,像《水晶灯》等15 种小说就从未出现于中国文献中。又如,潘教授还指出,序跋笔记所载小说书目不仅可以确定通俗小说的排行榜、成书时间而且还可以为小说评点研究、小说史学史研究提供第一手文献。作者还对古代文言小说专科目录和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建立进程进行了详尽的清理和研究。,作者用辩证客观的眼光对古代小说目录学从摒弃在公私目录之外,到逐渐被传统目录学所全面接受;从依附于综合性目录,到创建自己的专科目录;从规模狭小的论文形式的专科目录,到具有完整体系和著录规范的专科目录这一全过程进行了全面具体的论述。对于古代通俗小说目录的清理,体现作者在构建著作体系时的完备,搜集资料特别是搜集小数书目的勤勉。引用该部分的一级目录便可清晰的把握作者所建构的体系:古代通俗小说著录概述、古代通俗小说的常见著录形态及其时代文化背景、古代通俗小说书目存在的特殊方式、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创建、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完善、古代通俗小说目录与小说研究史的演进,从纵向上完整的把握了通俗小说书目的变迁。为全面呈现20 世纪学术界的访书历程和访书所得,作者居然收集到了54 种最有文献价值的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并分“国内访求”、“域外访求”、“海外汉学家所编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专题目录”四部分进行介绍,勾勒出了专科目录发展完善的学术轨迹,从而为进一步完善小说目录打下了学术史方面的坚实基础。

子部道家

论著分为六章:1.“小说”“稗官”及“小说家”;2.“语”“说”:古小说的根源;3.故事:古小说的母体;4.子书之流:古小说譬论的渊薮;5.巫史之流:古小说叙事的温床;6.古小说生成的文化历史语境。

中国古代小说在20 世纪时来运转,其地位由原先的“不登大雅之堂”跃升为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拥有了一支庞大的学术队伍。20 世纪的西学东渐不仅提升了古代小说的地位而且决定了古代小说的研究模式。但是,东渐的西学是在西方语境中提炼出来的,用来指导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尤其是文言说部的研究时却出现了令人困惑的局面。如用虚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这一西方小说的三大要素来研究中国小说的起源、界定中国小说的范围、分析中国小说的特质时无可避免地陷入了众说纷纭的局面。近些年来,学者们开始从中国自身的文学语境、文体特征和文化特点探询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进程。如陈大康教授采用小说创作编年的方式清理古代小说的历史进程[1],陈文新教授提倡对古代小说进行辨体研究[2],王齐洲教授对《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家作品进行辑佚并利用这些辑佚分析古小说观念[3],潘建国教授的《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4]从目录学的角度清理古代小说作品探询古代小说的小说观念、古代小说文体的变迁轨迹,就是在这一学术潮流中涌现出的一项丰硕成果。

子部杂家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先秦。早期小说是以“譬论”为主要特征:“譬”即譬喻故事,“论”主要指议论。先秦“语”“说”兼有议论性与故事性,是古小说的根源。故事在中国早期文化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它是古小说的母体,也是沟通神话传说、经、史、诸子的纽带。当故事流入诸子,其以“譬论”为主要特质。就作品而言,《晏子春秋》《韩非子》是“譬论”衍变过程的重要节点,《说苑》则是“譬论”模式的定型之作。史书中的小说源于神圣叙事(神话、仙话、巫话)。神圣叙事左右着史书、小说的世俗叙事,史家著述也对传说故事加以模塑,使之逐渐具备了小说品格。史、子之外,神仙说、道教、佛教是古小说生成的文化语境。仙人传说与求仙故事启发了“好事者”的想象;佛教则通过教义、信仰、仪式、艺术浸染小说。佛教故事是小说演进的助力,然其自身也在不断汉化,融入中国文学之整体。

[2]陈文新.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史部实录

《搜神记》

文学研究的进步得益于新材料的发现、传统方法的坚持和新方法的引进。近几十年来的考古积累,神话学、叙事学、文学发生学的应用,曾为小说研究创造了条件。《生成史论》并非要建构一种理论模式,而是适当借鉴所谓新方法,更多的是采用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和出土新材料将古小说研究引向我们习焉不察的领域,引向对古小说若干史实的实证。

《汉武故事》

《生成史论》提出许多值得深思的学术观点。譬如,作者认为早期小说的基本形态是“譬喻故事+议论”,即桓谭所谓“譬论”,故事只是小说生成的母体,议论才是小说的核心追求。以往讨论早期小说概念,多关注《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或是《汉志》对“小说家”的阐释。事实上,桓谭《新论》所云“小说家合丛残小语, 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更接近早期小说的文体实相。至于张衡《西京赋》所谓 “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则体现了小说的娱乐性,揭示了小说的方术化与俳优性。此外,史传与小说通常被认为是源与流的关系。冯梦龙曾云“史统散而小说兴”(《古今小说·叙言》),此为小说源出史乘的重要论断。陈洪教授则主张“叙事性小说(史部小说)的发生学模式并非是‘故事——史书——小说’,而是神话、巫话、仙话——故事、史书、小说”。史书中带有小说性质的文字片段,或许是神圣叙事(神话、巫话、仙话)留下的遗迹,“历史与小说并无孰先孰后的问题,只有‘征实’与‘凭虚’的区别”。“‘古小说生成早于史书’的观点,也许会遭到某些论者强烈的批评”,然其说却为中国古小说史的书写拓新了思路。

《宋史》

“早期小说”又称“古小说”,通常指唐代之前的文言小说。早期小说的起源问题向来是中国小说史研究无法回避的。自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来,郭缄一、侯忠义、程毅中、李剑国、刘勇强、廖群等诸家小说史,不断在神话传说、史传轶闻、诸子寓言中寻找中国小说的源头,勾画小说原始之貌。然而,早期小说研究又始终处在“于义未安”的状态。传世文献的相对不足,很难再现《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所载录的“上游”文本;宏观的小说多源发生论,越发不能满足今人对早期小说的认知需求。因此,有学者质疑唐代之前是否存在小说;也有学者从小说术语、“语”类文体、史家文化等角度,试图走出古小说研究的困境。陈洪教授对此深有体会,其在《生成史论·绪论》中写道:“由于对古小说定义的分歧争论,使得古小说的研究没有走得更远,在即将突破的目标附近停滞了下来。许多研究者徘徊在古小说到底是‘史之余’、还是‘子之流’的岔路口上。”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以上是论著要述。在研究中,作者并没有将小说固定在史、子之一端,而是细读先秦两汉时期各类文献,分析早期“小说”之名实,探求“语”“说”文类中的小说“遗迹”,以“故事”弥合史部小说与子部小说的差异。

子部小说

小说著录上的这种混乱局面一直到《四库全书》的编纂才骤然一变。许多小说篇目被从史传中区分出来,整齐划一归入了子部小说类,像上面列举的这几部产生于唐以后的轶事类文言小说在《四库全书》里的归隶即是如此。另外从前面所列举的部分唐前小说在《四库全书》中的著录情况也可以看出这一明显的规律。同时,《四库全书》在对子部小说进行分类,也并非囫囵吞枣,而是进行了细致的勘别考辨。如一些记载地理名物的著作,像《梦溪笔谈》、《文房四谱荔枝谱》等,在《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里便归入了子部小说家类,而《四库全书》则或入子部杂家、或入子部谱录类,而不入小说家,可见其辨识之精。《四库全书》的书目分类代表了古代目录学的最高峰,它在小说著录上的这种变化无疑是小说目录学上的一种进步。

史部地理

史部故事

史部杂传

史部起居

史部故事

第一个承认并著录小说的史家是班固,其《汉书·艺文志》列举小说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并逐一作了“提要”式的评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道家”类中著录了“《伊尹》五十一篇”、《鬻子》二十二篇“,“兵书略”“阴阳”类中著录了《师旷》八篇;于“小说家”类中,又著录了“《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师旷》六篇”。他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但“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因其有“一言可采”,而致“弗灭”。“稗官”下引如淳注云:“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诸子十家可观者九家而己”,小说不在“可观”者之内。由此可以看出班固对小说的总体评价并不高,将小说摒诸可观者九家之外,但他的著录客观上承认了小说是与诸子九家并存之一家,为后世史家著录和评论小说开了先例,这对于小说的生存与发展是功不可没的。但班固所著录的十五家小说,“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这种芜杂和宽泛为后世的扩大小说内涵开了方便之门,致使历来史志书录都把小说的外延弄得太宽,使小说的界域一直不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固的一些评论,如“其语浅薄,似依托也”,“迂诞依托”,“考周事也”,“古史官事也”,“称尧问,非古语”,“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等等,有意无意地用史著的标准评判小说,实开后世“史氏流别”论之先河。后代史家长期沿袭并发展班固的思想,视小说为史传的附庸,直到北宋时,宋祁、欧阳修等修《新唐书》,还认为,“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

子部杂家

在《四库全书》以前小说的著录较为混乱,如《宋史艺文志》,其小说类所著录图书,竟包括:图画,如史道硕《八骏图》;花木谱,如蔡襄《荔枝谱》;诗话,如胡仔《渔隐丛话》等。但《宋史艺文志》对后世目录影响不大,此不详加讨论。现将古代小说中一些代表性的篇目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五种正史书目中的著录情况来看小说著录的一些变化。

作者简介:王慕东,1970年生,馆员。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